当然，在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发展史上，也并非都如以上所论，即均为依事而言理、据 史而发论之作。这里所要强调说明的，是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突出特点而非着意描绘它 的全貌及其每一细部。其实，在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中，也有一些专篇、专书是重于思辨 的。如司马谈《论六家指要》之阐说社会思潮；柳宗元《天论》、《天说》、《天对》 之讨论天人关系和社会历史，以及刘禹锡《天论》之补充、发展柳宗元的天人关系说； 顾炎武的《郡县论》、《钱粮论》、《生员论》，讨论建置、财政、取士制度等，都是 此类理论文章的名篇。又如《周易》、陆贾《新语》、刘邵《人物志》、黄宗羲《明夷 待访录》等，都是此类理论专书的名著。
    清代史学理论家章学诚对中国史学在理论上的特点有深刻的揭示。他说：“《六经》 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注：《文 史通义·易教上》。）他这里说的是《六经》，但却符合自司马迁开创的史学传统。从 司马迁到章学诚，前后相隔近2000年，而他们的思想是相通的。正是由于中国古代史家 “未尝离事而言理”的这一特点，从表面上看，丰富的历史叙述似乎掩盖了固有的理论 色彩；然而，当人们了解到以至于认识到中国古代史家“未尝离事而言理”这一特点和 传统时，则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光华就会显现在人们的面前。
    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因其“未尝离事而言理”的缘故，一般说来，它不以思辨色彩为其 特色。但由此却从另外一些方面显示出其固有的优点：第一，是言简意赅。司马迁《史 记·平准书》序，仅400余字，可是它包含了司马迁的经济思想、社会思想、历史思想 的丰富内涵。一部数百万言的巨著《通典》，其引言不足300字，但它却反映了杜佑的 治学宗旨以及杜佑撰写《通典》的逻辑方法与历史方法的一致性。第二，是平实易懂。 论不离事，故这种理论不是抽象的，而是同有关的史事相联系的，因而易于为更多的人 所理解、所接受，更具广泛性。第三，是实践性强。因理论不脱离事实，这使人们比较 容易把理论同实际结合起来，从中获得新的启迪和智慧，这也是中国史学具有经世致用 传统的原因之一。
    四、名篇名著的魅力
    中国古代历史理论还有一个特点，这就是它的名篇、名著极具魅力，故能传之久远， 为历代学人所重视。在中国古代历史理论领域中，名篇以数百计，名著以数十计，这个 估计当不为过。这里，于名篇，举贾谊《过秦论》为例；于名著，举刘邵《人物志》、 王夫之《读通鉴论》为例，以窥其理论上的魅力。
    关于《过秦论》。司马迁在写了《秦始皇本纪》之后，发表议论说：“至周之衰，秦 兴，邑于西垂。自缪公以来，稍蚕食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为功过五帝，地广三王 ，而羞与之侔。”司马迁没有讲到秦何以兴、何以亡，只是含蓄地指出了秦始皇不可一 世的心态，他只用了一句话“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从而引证贾谊的《过秦论》，以 此来评论秦朝的兴亡之故。
    《过秦论》分上下篇，司马迁所引为下篇。今本《史记·秦始皇本纪》后论所引，下 篇在前、上篇在后，上篇乃后人以己意所补。（注：贾谊《过秦论》为上下两篇，据《 史记·秦始皇本纪》司马贞《索引》：“哀公以下为上篇，‘秦兼并诸侯山东三十余郡 ’为下篇。”则司马迁所引当为下篇，现有之上篇为后人所补，非《史记》所引原貌（ 并见《索引》注文）。参见贾谊《新书》卷1，《汉魏丛书》本。又，也有以《过秦论》 为上、中、下三篇之说者，见张大可：《史记论赞辑释》，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 第52页。）这里，我们以上、下篇为序略作评析。《过秦论》上篇，叙述了秦孝公任用 商鞅变法，“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职之备，外连衡而斗诸侯”，逐渐强盛起来。自 孝公至庄襄王，秦国处于平稳发展时期，“强国请服，弱国入朝”，指出了秦国由弱而 强的过程。到了秦始皇时期，他“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 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棰柎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 ，以愚黔首”，企图建立“子孙帝王万世之业”，指出了秦始皇面对成功而不可一世， 以致政策失误，故始皇既没而天下大乱。其政策失误主要在于“秦王怀贪鄙之心，纠自 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 以暴虐为天下始。”这种情况，秦二世非但没有革除，反而不断加剧，以致“自君卿以 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故易动也。”这就是为什么 陈涉振臂一呼，天下响应的缘故。《过秦论》下篇指出，秦朝在二世之后，“子婴立， 遂不悟”，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危机加深，“藉使子婴有庸王之材，仅得中佐， 山东虽乱，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庙之祀未当绝也”，但情况恰恰不是如此。总的看来， “秦王（按：指秦始皇--引者）足已不问，遂过而不变。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 重祸。子婴孤立无亲，危弱无辅。三主惑而终身不悟，亡，不亦宜乎！”贾谊在《过秦 论》最后写道：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 之宜，去就有序，变化有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秦汉之际的历史变动，是中国古 代历史上最重大的社会剧变之一。贾谊《过秦论》的总结可以说是经典性的论断。它不 仅从历史上考察了秦朝兴起、衰亡的过程和原因，而且从理论上反复说明了“攻守之势 异”，则“取之”之术与“守之”之术亦当有异。这个具有哲理性的历史经验，是汉初 许多有识之士所关注的。《过秦论》成为千古名篇，在于它对如此重大的历史变动作了 合乎于理性的评论。
    关于《人物志》。著者刘邵是三国魏初人，（注：刘邵，《三国志》作刘劭，今从《隋 书·经籍志》及《人物志》所署。）曾“受诏集五经群书，以类相从，作《皇览》”， 又与人合作作《新律》18篇，著有《律略论》，还“受诏作《都官考课》”，《法论》 、《人物志》是他的代表作。刘邵谙于典制，精于考课，深于品评人物，时人称赞他的 才识“非世俗所常有”。他所处的时代，以及他本人的经历和才识，是他能够写出《人 物志》一书的几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