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志》3卷20篇：卷上包括九征、体别、流业、材理，卷中有材能、利害、接识、 英雄、八观，卷下含七缪、效难、释争。《人物志》的主旨是：“辨性质而准之中庸， 甄材品以程其职任。”（注：郑旻：《重刻人物志跋》，见《人物志》王玟评注本附录 ，红旗出版社，1996年2月。下引，均据此本。）《人物志》品评人物的理论基础，是以 先秦朴素唯物思想的五行说与人体的自然本质骨、筋、气、肌、血相配，然后再与五常 即仁、义、礼、智、信相结合，作为判断人物才性的根据。这是认为人的才性出于自然 。《人物志》把人材分为三大类，谓之“三度”，即兼德、兼材、偏材，认为中庸是最 高的品评准则，只有“兼德”才符合这一准则。其开篇《九征》即具体论述了人物才性 的九种表现，这就是：性之所尽，九质之征也。然则平陂之质在于神，明暗之实在于精 ，勇怯之势在于筋，强弱之植在于骨，躁静之决在于气，惨怿之情在于色，衰正之形在 于仪，态度之动在于容，缓急之状在于言。由五行而五常，由九征而三度，由三度而推 崇中庸，这是《人物志》品评人物之理论的基本脉络。此外，它还以中庸为准则，剖析 了12种偏材的特点（《体别》）；指出材能无大小之分，而关键在于用其宜，分析了才与 能的区别（《材能》）；辨析了英与雄的两种素质的特征，认为“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 过人谓之雄”，只有“兼有英、雄”，才能“成大业”（《英雄》）；讨论了鉴定人物才 性的具体方法（《八观》）；指出了品评人物的七种误区（《七缪》）；分析了知人之难与 荐人之难的种种原因。
    《人物志》是一部品评人物的理论著作，其学术思想渊源兼有儒、道、名、法诸家。（ 注：参见《人物志》评注本附录：钱穆：《略述刘邵<人物志>》、汤用彤：《读<人物>》。）刘知几认为：“五常异秉，百行殊执，能有兼偏，知有长短，苟随才而任使， 则片善不遗，必求备而后用，则举世莫可，故刘邵《人物志》生焉。”（注：《史通· 自叙》。）这几句话，概括地指出了《人物志》的基本理论和撰述目的。《人物志》之 于史学的密切关系，是它第一次从理论上系统地分析了历史活动中的主体在才性上的种 种差异，以及认识这种差异的社会实践意义。《人物志》或许受到《汉书·古今人表》 的启发，但它在理论上的认识已远远超出了后者。明人郑旻说它：“三代而下，善评 人品者，莫能逾之矣。”（注：见《人物志》评注本附录。）《人物志》强调人的才性出 于自然，具有朴素的唯物思想，但书中对于人的后天培养的作用，以及人在社会生活中 会发生变化等问题，所论甚少，确如刘邵所言：“人物之理，妙不可得而穷已。”（注 ：《人物志·七缪》。）
    关于《读通鉴论》。《读通鉴论》是王夫之阅读《资治通鉴》而撰写的一部历史评论 ，全书30卷，包括秦史评论一卷，两汉史评论八卷，三国史评论一卷，两晋史评论四卷 ，南北朝史评论四卷，隋史评论一卷，唐史评论八卷，五代史评论三卷。从理论上看， 它涉及到上自三代、下至明朝的许多重大历史问题。发展进化的历史观点和精于辨析的 兴亡论，是它关于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方面。
    先说发展进化的历史观。王夫之的历史观，贵在对历史进程有通观全局的认识，其核 心是“理”与“势”的统一。《读通鉴论》开篇就指出：“两端争胜，而徒为无益之论 者，辨封建者是也。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 岂非理而能然哉！”（注：《读通鉴论》卷1“秦始皇”条。）他认为，郡县制“垂二千年 而弗能改”，“合古今上下皆安之”，这是一个基本的趋势。接着他从理论上指出：“ 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这就是说，这种“势”的发展，是受着“理”的支配。 关于封建、郡县的讨论，柳宗元已从“势”的方面作了精辟的论述。王夫之在此基础上 又提出了“理”，是对柳宗元《封建论》的发展。那么，什么是“理”呢？王夫之借用 传统的术语而赋予其新意解释说：“天者，理也。其命，理之流行者也。”“天之命， 有理而无心者也。”（注：《读通鉴论》卷24“唐德宗”条。）天是物质，有“理”而无 “心”即没有意志。所谓“天者，理也”，是指物质自身运动的法则即是“理”。所谓 “其命，理之流行者也”，说的是这种法则表现出来的不同形式、状态。因此，“存有 存之理，亡有亡之理”；（注：《读通鉴论》卷24“唐德宗”条。）而郡县制之不可废， 也是“理而能然”，自有其理所致。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王夫之又从守令、刺史“ 虽有元德显功，而无所庇其不令之子孙”的特权这一历史事实指出：“势相激而理随以 易”。（注：《读通鉴论》卷1“秦始皇”条。）这是指出了“理”也不能脱离“势”的 变化而一成不变，此即所谓“势因乎时，理因乎势”。（注：《读通鉴论》卷12“晋愍 帝”条。）时总在变化，势与理也就随之变化。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构成了王夫之的 发展变化的历史观。他认为，评论历史、看待现实，只有“参古今之理势”，（注：《 读通鉴论》卷2“汉文帝”条。）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
    再说辨析精辟的兴亡论。一部《资治通鉴》，其旨在于“论次历代君臣事迹”，以为 “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的根据。王夫之的论，如他自己所说：“引而申之， 是以有论；浚而求之，是以有论；博而证之，是以有论；协而一之，是以有论；心得而 可以资人之通，是以有论。”（注：《读通鉴论·叙论四》。）可见，王夫之的论已远远 超出了《通鉴》本身所提供的思想资料，而具有独创的性质。《读通鉴论》之论历代兴 亡治乱，有这样几个重要方面。第一，认为托国于谀臣则亡，国无谀臣则存。（注：《 读通鉴论》卷1“秦始皇”条、卷12“晋愍帝”条。）第二，指出了不重“积聚”、“无 总于货宝”与政治统治的关系。（注：《读通鉴论》卷2“汉高帝”条。）第三，指出了 “风教之兴废”与皇朝兴亡的关系。这里，我们着重讲讲第三条。王夫之认为：“风教 之兴废，天下有道，则上司之；天下无道，则下存之；下亟去之而不存，而后风教永亡 于天下。”（注：《读通鉴论》卷17“梁武帝”条。）这里说的“风教”，主要是指人们 的思想修养和行为原则在政治上的反映。他结合东晋、南朝的历史论道：大臣者，风教 之去留所托也。晋、宋以降，为大臣者，怙其世族之荣，以瓦全为善术，而视天位之去 来，如浮云之过目。故晋之王谧，宋之褚渊，齐之王晏、徐孝嗣，皆世臣而托国者也， 乃取人之天下以与人，恬不知耻，而希佐命之功。风教所移，递相师效，以为固然，而 矜其“通识”。（注：《读通鉴论》卷17“梁武帝”条。）这些话，很深刻地反映出东晋 、南朝门阀地主的特点，即他们把家族的存亡置于皇朝的存亡之上，而他们当中有一些 人是所谓“世臣而托国者”。这实在是当时政治的悲剧。与此相联系的是，王夫之还指 出自汉迄隋，有“伪德”、“伪人”造成政治败乱的现象，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教训。 （注：以上均见《读通鉴论》卷19“隋文帝”条。）王夫之从“风教”论到“德化”的诚 与伪，是指出了意识形态对于政治的重要。《读通鉴论》对于历代治乱兴衰之故的辨析 十分广泛，有些是针对具体问题说的，有些则是具有普遍性的认识，其中多有超出前人 的地方。
    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名篇与名著所论述的问题，范围恢宏，内容丰富，如对其有条理 地进行整理，正确地加以解释，则其理论的魅力定会进一步显示出来，从而对今人的启 发所能产生的影响，也一定更加有力。当然，关于这件有意义的工作，人们只有认清了 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特点之后，才有可能自觉地去研究、去发掘，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新 的创造，促进当今中国史学的理论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