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物产的地域特点及其对人们社会生活的影响，这是中国历代史学家所一向注意 的，并从而产生经济区域的看法。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把汉朝的统治范围分 为四个大的经济区域：山西地区，即关中地区；山东地区，即崤山或华山以东直至沿海 的广大地区；江南地区，即长江以南直至沿海的广大地区；龙门（在今山西省河津县西 北）、碣石（在今河北省昌黎县北）以北地区，即今山西北部至河北北部一线以北直到汉 朝北境的广大地区。司马迁对一些地区的记载，着重于地理条件的状况、生产的状况以 及经济生活的状况和社会风俗的表现、不同地区在这些方面的相异或相同之处。司马迁 的这种思想受到后来许多史学家的重视，并对它加以继承和发展。班固《汉书·地理志 》在详载全国郡县建置、户口多寡后，于其篇末备言各地地理、生产、风俗等状况，比 《史记·货殖列传》所记更加丰富。西晋史学家司马彪称赞说：“《汉书·地理志》记 天下郡县本末，及山川奇异，风俗所由，至矣。”（注：《后汉书·郡国志》一。）杜佑 《通典·州郡典》各篇，亦多特标《风俗》一目，略述各地地理条件及其影响下的当地 经济生活和社会习俗。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虽是辑录前人论述成编，但顾氏 的经济区域观念亦十分鲜明。经济区域的观念及其在史书上的反映已成为中国史学上的 一个优良传统。
    其次，在人口和地理的关系上，中国古代史学家也有一些认识，这可说是人口地理思 想的萌芽。司马迁已经注意到地理条件跟人口分布的关系。他讲关中人口和地理的关系 比较具体：关中之地占当时全国1/3，而人口不超过当时全国3/10。他还注意到有的地 区人民“好稼穑”，有的地区则“业多贾”。（注：以上均见《史记·货殖列传》。）这 些，涉及到对人口分布的密度和人口部门构成的朦胧认识。自《汉书·地理志》以后， 在《二十四史》中，有地志者计16家，或称《地理志》，或称《郡国志》、《州郡志》 、《地形志》。它们或记人口的分布，或记人口的迁徙，都是以人口与地理相结合的情 况着眼的，这是封建社会中劳动力与土地相结合在史书上的反映。
    再次，从地理条件看政治上的兴亡得失，是中国古代一些史学家所关切的，也是古代 一些政治家、思想家所关切的。《通志·都邑略·序》可以认为是从地理条件考察“建 邦设都”跟政治关系的佳作，作者郑樵是从全国的地理形势和以往的历史经验出发，对 地理条件与“建邦设都”的关系和政治上兴亡得失的关系作总的考察。他的主要论点是 ：（一）在新的历史条件（包括地理条件和政治条件）下，长安、洛阳、建业所谓“三都” 已不是理想的建都所在；（二）北宋建都于汴京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这与“靖康之难” 有直接的关系；（三）南宋建都临安是不妥当的，应参考唐人朱朴之议，移都南阳。明清 之际，顾炎武撰《历代京宅记》，就历代建都之制，备载其城郭宫室、都邑寺观及建置 年月等史实，其总序部分亦多述前人议论，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辑录都城历史资料的专书 ，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和理论价值。顾祖禹所著《读史方舆纪要》是一部以地理为基础、 以阐明军事上的成败为主要内容、以总结政治得失为目的的巨著。作者为各地方舆所撰 的序论，最能反映出作者在这方面的造诣和旨趣。人们称赞此书“辨星土则列山川之源 流，详建设则志邑里之新旧，至于明形势以示控制之机宜，纪盛衰以表政事之得失，其 词简，其事核，其文著，其旨长，藏之约而用之博，鉴远洞微，忧深虑广，诚古今之龟 鉴，治平之药石也。有志于用世者，皆不可以无此篇”。（注：《读史方舆纪要》吴兴 祚序。）
    除了上述两个不同的理论层面外，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在深入探索的连续性方面，还表 现在范畴的层面上。在这个层面，我们也可以窥见它在发展上不断提升的境界。如司马 迁论历史形势、历史环境，常用“时”、“势”的概念。如说“不令已失时，立功名于 天下”，（注：《史记·太史公自序》。）指的是“七十列传”中的一些人物；说叔孙通 “制礼进退，与时变化”，（注：《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说公孙弘“行义虽脩，然亦遇时”，（注：《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指的是一个人的经历与“时”的关系。司马迁评论项羽，说他“乘势起陇亩之中”；（注：《史记·项羽本纪》后 论。）又说虞卿“上采‘春秋’，下观时势”，（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这 里说的“势”，都是指历史形势。司马迁还说到“事势”与“势理”，前者是指事物发 展趋势，（注：《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后论。）后者指事物发展的法则，（注：《史记 ·太史公自序》。）等等。可见，“时”、“势”及与之相关的概念，是历史撰述中经 常使用的。司马迁以下，撰史者与论史者多有沿用。至柳宗元撰《封建论》，以“势” 驳“圣人之意”，说明“封建”（分封）出现的客观原因；秦废封建而设郡县，是适应了 客观形势的变化。（注：《柳河东集》卷3。）可以认为，柳宗元的《封建论》，全篇都 是在论证“势”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而“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比之于司 马迁说“势”，是更加深刻了。其后宋人曾巩、范祖禹、苏轼等都受到柳宗元《封建论 》的影响并有所阐发。曾巩著《论势》一文，其见解折衷于“用秦法”与“用周制”之 间。（注：见《曾巩集》卷51。）范祖禹称：“三代封国，后世郡县，时也。”（注：《 唐鉴》卷2。）苏轼认为：“圣人不能为时，亦不失时。时非圣人所能为也，能不失时而 已。”（注：《秦废封建》，见《东坡志林》卷5。）这些都丰富了“时”与“势”的内 涵。至明清之际，王夫之对此又有新的发展。他不仅对“势”、“时势”多有论述，（ 注：见《读通鉴论·叙论》三、四。）而且进一步提出“势”与“理”的关系，认为“ 理本非一成可执之物，不可得而见也”，“只在势之必然处见理”。（注：《读四书大 全》卷9《孟子·离娄上》。）这无疑是在说，“势”是“理”的表现形式，“理”是“ 势”的内在本质。要之，从司马迁到王夫之，史学家关于“势”的观念经历了漫长而有 意义的发展过程。
    以上，从一般理论层面、较高理论层面和范畴概念层面，简要说明中国古代历史理论 之深入探索的连续性的特点。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是历史的产 物，是群体的创造。它同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发展是密切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