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天崩地解”般的大动荡、大变革。劫后之余，朝野士人，痛定思痛，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社会的现状和历史进行深入的反思和总结。此期间，活跃在大江南北的不少理学士人致力于关于学术史的探究，编写出一批研究成果，记录了当时理学士人进行学术反思的思想轨迹，也成为人们了解明清学乃至整个思想学术领域衍变的重要资料。
    谈到清初编写行世的学术史著作，人们自然会联想到黄宗羲《明儒学案》、《宋元学案》以及孙奇逢《理学宗传》等著述。清末学者朱彭寿在《安乐康平室随笔》谈到清人著述时说：“于理学家宗派言行，则有全祖望《宋元学案》一百卷（王梓材增补）、黄宗羲《明儒学案》六十二卷、江藩《国朝宋学渊源记》二卷、唐鉴《国朝学案小识》十五卷。”江、唐二人的书则写成于清朝中后期。实际上，明清之际，社会动荡剧烈，思想领域格外活跃，各种论学、辨学、总结学术的著作层出不穷。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仅在顺治、康熙两朝编辑刊行的各种学史著作就达26种之多。（注：见本文后的附录。）
    这些学术史著作的问世不是偶然的现象，也不是单纯的个人著述行为，而是清初时期活跃在全国各地的理学士人进行学术反思和学术总结的产物，直接反映了当时分布于各地的理学群体不同的政治趋向及其思想学术风格。深入研究分析这一时期理学士人撰写的学术史著述，至少可以反映出以下三方面问题：
    一、清顺康时期理学士人以强烈的社会危机感、学术危机感和历史反思意识，从学术层面对社会治乱进行深层次的思考和总结。
    明清之际，中国经历了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狂飚和改朝换代的大动荡、大变革，造成社会崩溃、经济凋敝、人民流亡的严重后果。亲身遭受离乱之苦的理学士人在劫后之余，沉痛反思“亡国”，“亡天下”的历史教训，寻找返乱而治、兴国安邦的宝方良药。在他们看来，明清之际的鼎革之变不是偶然发生的，问题暴露于政事，根源而在人心学术，其祸根早在明代中叶就已经种下了。他们得出的一种带普遍性的结论是：天下兴亡在人心，人心良莠在学术；要拯救天下、拯救人心，必须明辨学术。陕西大儒李颙曾说：“天下之大根本，人心而已矣：天下之大肯綮，提醒天下之人心 而已矣。是故天下之治乱，由人心之邪正；人心之邪正，由学术之晦明。”（注：引自全祖望：《二曲先生窆石文》，《鲒埼亭集》卷12，姚江借树山房藏版（下同），第9 页。）另一位理学家应撝谦经遭离乱，慨然反思，“自以故国诸生，绝志进取，叹曰：‘今日唯正人心，而维世教，庶不负所生耳’。”（注：引自全祖望：《应潜斋先 生神道碑》，《鲒埼亭集》卷12，第15页。）持这种观点的人在当时不是个别现象 ，在士人中具有普遍性。可见，反思学术、总结学术，的确是当时理学士人的一个重要 思想动向。从本文提到的论学著作作者有关言论来看，无论是隐居草野的布衣之士，还 是高居庙堂的达官显贵，大抵如此。
    黄宗羲对明清之际的离乱之苦和明代学风的败坏深有感触，尤其注重从学术的角度进行总结。他在谈到世风学风时说：“修德而后可讲学”是圣学的一贯之道，可“今讲学而不修德，又何怪其举一而废百乎？时风愈下，兔园称儒，实老生之变相；坊人诡计，借名母以行书。谁立庙庭之中正？九品参差，大类释氏之源流；五宗水火，遂使杏坛块土为一哄之市，可哀也夫！”（注：黄宗羲：《黄梨洲先生原序》，《明儒学案》上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下同），第9页。）一语道出他编撰《明儒学案》的动机。黄宗羲的这一思想直接影响到他的诸弟子。黄门高足万斯同即以此宗旨编写《儒林宗派》。无怪有人称：“明以来，谈道统者扬己凌人，互相排轧，卒酿门户之祸，流毒无穷。斯同目击其弊，因著此书。”（注：佚名：《儒林宗派按语》，清抄本，藏于国家图书馆。）
    张夏也认为：“世之学者往往阳儒阴释，以进释退儒，始而薄程朱，继而卑孔孟。由是道术凌杂，世教日衰。”他还具体谈到宋明圣道的凌夷：“宋儒之道多沮抑于小人，害尚浅，故其名先晦后显。明儒之道先掩蚀于新学，害尤深，故其实虽存若亡。”在他看来，圣道在明代遇到的侵扰远迈在宋代的困扰。他认为：“学者居今日而尚论前人，或闻其名未睹其实，或习其言未考其行，苟无记录，何以详议本末始终，而知其为足以砥衰还盛也乎。况邪匿流殃，设吾党不早论定，得无有紊乱先型以迷惑后生者乎？”（注：张夏：《洛闽源流录原序》，引自范镐鼎《理学备考》，清康熙十七年刻本（下同），五经堂藏版。）这番话道出了张夏编撰《洛闽源流录》的写作初衷。《明儒通考》作者汪佑在早年进学时就注意辨学的问题，乃师曾对他说：“此（案：指《孟子》辟邪说的篇章）皆圣贤之榛莽，杨墨之流祸，汝今所读正人心，息邪说，孟子良为此也。”崇祯末年，民变四起，国家岌岌可危，“先生（案：汪佑）忧之，著《平寇十六策》，思效伊川诣阙上书故事，时事日殆，不可救药，因不果上，遂隐居事亲，教授生徒。”（注：唐鉴：《国朝学案小识》卷6，《守道学案·汪佑传》，世界书局民国二十五年印本，第124页。）他既关注辨学问题，又亲历了明末清初的大动乱，有感于“王学流弊，中于人心”（注：汪佑：《明儒通考》卷10，《附通论》，藏于国家图书馆之抄本。），于是产生了编写《明儒通考》一书的动因。张夏和汪佑的这些论述很能代表清初东林派学者的一般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