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孙奇逢为首的北学、洛学群体同样注重反思学术。孙奇逢的高弟汤斌对“近世”“异说”扰乱“正学”的情况甚为忧虑，说：“近世学者或专记诵而遗德性，或重超悟而略躬行，又有为儒佛舍一之说者。不知佛氏之言心言性，似与吾儒相近，而外人伦、遗事物，其心起于自私自利，而其道不可以治天下国家。”（注：汤斌：《理学宗传序》，引自孙奇逢《理学宗传》，清光绪六年浙江书局刊本（下同）。）道出了孙奇逢撰写《理学宗传》的真实用意。
    魏裔介、熊赐履的论述传达了清统治者对学术界现状的不满和试图实行学术控制的信息。魏裔介在《圣学知统录序》流露出强烈的学术危机感：“自孟轲氏既殁，圣学晦蚀，火于秦，杂霸于汉，佛老于六朝，诗赋于唐，至宋乃有濂溪、程朱继起，伊洛渊源粲然可睹。其后，为虚无幻妄之说，家天竺而人柱下，知统遂不可问矣。”鉴于此，他“不揣固陋，亦欲存天理，遏人欲，息邪说，放淫辞，稍有助于国家化民成俗之意也”（注：魏裔介：《圣学知统录序》，《魏贞庵先生集》，清龙江书院刻本。），遂著《圣学知统录》。熊赐履在《学统序》中对此谈的比较清楚：圣人之道尽管源远流长，但“代远人徂，薪传寖蚀，异端曲说，往往起而淆乱之，日浸月淫，有不至大坏极敝不已者。”特别强调：“鲁邹而降历乎洛闽，以逮近今二千余年其间，道术正邪与学脉绝续之故，众议纷挐，迄无定论，以至标揭门户，灭裂宗传，波靡沈沦，莫知所底。” （注：熊赐履：《学统序》，《学统》，经义斋康熙二十七年刊本（下同），下学堂藏 版。）
    总之，清初顺康时期，无论是活跃于民间的草野士人，还是高居庙堂之上的仕宦儒臣，都提出反思学术的强烈要求。对于草野士人来说，他们经历了太多的离乱之苦，目睹了世道、学风的衰敝，又对鼎革之变的严酷现实无能为力，就他们的能量所及，只能在思想学术的空间有所作为。因此反思学术成为他们的一种共同选择。更重要的是，他们中的多数都是明末学界精英人物，富有强烈的“经世致用”精神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这也成为他们反思学术、为社会寻找出路的一种精神动力。从清朝统治阶级方面看，顺康时期，各种反清势力的抗争陆续被镇压下去，清政权在政治上趋于稳定。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有可能腾出手来解决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以统一思想，规范学术，巩固其统治地位。这就是多名高居庙堂的仕宦儒臣热衷于撰述论学著作的重要原因。尽管这两部分人都表示出强烈的学术反思的要求，但是，由于他们的社会地位、立场、思想等各方面的不同，反思的思想内容、学术趋向亦不相同。
    二、学术反思的不同选择趋向：调和程朱陆王与尊朱黜王
    清初的学术界基本上为前明时代的遗老所左右，是宋学的一统天下。学者们的尊尚喜好仍不出宋明理学所关心的话题，或标榜程朱，或偏袒陆王，或调和程朱陆王。正如近世学者钱穆所说：“治近代学术者当何自始，曰：必始于宋。何以当始于宋，曰近世揭橥汉学之名以与宋学敌，不知宋学，则无以平汉宋之是非。且言汉学渊源者，必溯诸晚明诸遗老。然其时如夏峰、梨洲、二曲、桴亭、亭林、嵩庵、习斋，一世魁儒耆硕，靡不寝馈于宋学。”他又说：“不知宋学，则亦不能知汉学，更无以平汉宋之是非。”（注：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1章引论及自序，中华书局1989年版（下同）。）这 种说法是不无道理的。明代中后期，王学堀起，风靡一时，几乎掩盖了程朱之学，其末流束书不观，流于空谈，造成严重后果，受到学界的广泛抨击。吕留良指出：“道之不 明也，几五百年矣。正嘉以来，邪说横流，生心害政，至于陆沉，此生民祸乱之源，非仅争儒林之门户也。”（注：吕留良：《复高汇旃书》，《吕晚村先生文集》卷1，南阳 讲习堂刻本，第9页。）因此，在清初，持明显的尊王黜朱立场的学者已不多见，然而，标榜程朱及扬朱抑王者和调和程朱陆王者则大有人在，这同样反映在本文提到的各位学 者的学术反思中。
    调和程朱陆王是清初学坛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观点。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情况比较复杂，既有来自于王学方面的学者，又有本属程朱学派的士人。以下分别论之。
    在批评王学思潮的影响下，一部分尊崇王学的学者意识到王学的流弊，主张以朱学补王学，通过调和程朱陆王来挽救王学。有清初“三大儒”之称的孙奇逢、黄宗羲和李颙即是如此。孙奇逢早年习程朱，后归于陆王，自谓：“某幼而读书，谨守程朱 之训，然于陆王亦甚喜之。”（注：孙奇逢：《寄张蓬轩》，《夏峰集》卷2，康熙三十八年兼山堂藏版，第19页。）方苞曾对孙奇逢中后期学术由尊陆王到调和程朱陆王的发展 轨迹做过说明，讲他“始与鹿善继讲学，以象山、阳明为宗，及晚年乃更和通朱子之说 。”（注：方苞：《孙征君传》，《碑传集》卷127，《清代碑传全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38页。）在程朱陆王之间，孙奇逢不甚强调门户之争，而是试图通 过调和二者来寻找新的思想出路。他正是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编著《理学宗传》的。他认为辨明圣学统系是关系到世道盛衰头等重要的大事，指出：“学之有宗，犹国之有统 ，家之有系也。系之宗有大有小，国之统有正有闰，学之宗有天有心。今欲稽国之运数，当必分正统焉。”他在《理学宗传序》中提出了自己的儒学承传统系观，指出：“先正曰：‘道之大原出于天，神圣继之。尧、舜而上，乾之元也；尧、舜而下，其享也；洙、泗、邹、鲁，其利也；濂、洛、关、闽，其贞也。分而言之，上古则羲皇其元，尧、舜其亨，禹、汤其利，文、武、周公其贞乎。中古之统，元其仲尼，亨其颜、 曾，利其子思，贞其孟子乎！近古之统，元其周子，亨其程、张，利其朱子，孰为今日 之贞乎？ ”孙氏所说的“先正”指的是宋元之际理学家吴澄。《宋元学案》也引了这段 话，基本意思相同，文字表述略有出入。只是《宋元学案》作者在引至“孰为今日之贞 乎”之后 说“其自任如此”，（注：引自黄宗羲等编著：《宋元学案》卷92，中华书局1 989年版 ，第4册，第3037页。）有讥讽吴澄自视为儒学道统传人之意。孙奇逢不以吴澄 所论为然 ，而是把继朱熹而后儒学道统传人的桂冠加在王阳明头上，指出：“由濂、洛 而来且五百有余岁矣，则姚江岂非紫阳之贞乎？”（注：孙奇逢：《理学宗传序》。）姚江即王阳 明。孙奇逢把王阳明放在近古圣学承传“贞”的位置上，与处于“利”的朱子 相衔接，同视为圣学代表人物，体现了作者调和程朱陆王的学术立场。当然，用“元、亨、利、 贞”来表述“天道”和万物流行变化规律的，并不始于孙奇逢。早在南宋时， 朱熹的弟子陈淳在《北溪字义》中讲解“天命”与万物关系时就用过这种观点，他说：
    若就造化上论，则天命之大目只是元，亨、利、贞。此四者，就气上论也得，就理上论也得。气上论，则物之初生处为元，于时为春；物之发达处为亨，于时为夏；物之成遂处为利，于时为秋；物之敛藏处为贞，于是为冬。贞者，正而固也，自其生意之已定者而言，则谓之正，自其敛藏者而言，故谓之固。就理上论，则元者生理之始，亨者生理之道，利者生理之遂，贞者生理之固。（注：陈淳：《北溪字义》卷上，道光二十年刊本，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