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在于，陈淳讲的是天道变化的规律，孙奇逢则专讲理学的发展轨迹。在王学受到朝野学人普遍批评的情况下，这种评价实际上提高了陆王的地位。基于这种认识，他提出有11人组成的理学道统“大宗”，即两宋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朱熹、陆九渊，明代薛瑄、王阳明、罗洪先、顾宪成，力图弥合程朱陆王，合诸儒于一堂。在他看来，道统不能由程朱一家独占，陆王一派也应占有一席之地。
    黄宗羲的学术思想同样以王学为起点。他的老师、明末大儒刘宗周即以陆王心学为宗，只是痛心于王学末流的危害，提出“慎独”学说以救之，被称为王学的修正派。黄宗羲秉承师说，论学以陆王为主，但又不甚排斥程朱，发挥了乃师的思想主张。他曾说：“羲幼遭家难，先师蕺山先生视羲如子，扶危定倾，日闻绪言，小子矍矍，梦奠之后，始从遗书得其宗旨，而同门之友多归忠节。”（注：黄宗羲：《明儒学案·原序》。）于此，可以看出黄、刘二人之间的密切关系和学术师承联系。从学术倾向来说，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具有明显的王学倾向，但作者又深悉王学流弊，对其流弊深入反思，通加批判，对王学反对派表现出相当的宽容，体现出一种兼容调和的态度。有人称：“黄梨洲先生《明儒学案》一书，言行并载，支派各分，择精语详，钩玄提要，一代学术源流，了如指掌。要其微意，实以大宗属姚江，而以崇仁为启明，蕺山为后劲。凡宗姚江与辟姚江者，是非互见，得失两存，所以阐良知之祕而防其流弊，用意至深远也。”（注：莫晋：《明儒学案序》。）因此，他在编辑《明儒学案》时，不仅包括明代王学的主要学派，而且还包括程朱学派的主要学者群体，如对东林学派及方孝孺、曹端、薛碹、胡居仁、罗钦顺等主程朱、讲正学的人物都给予一定篇幅。他认为：“上下诸先生，深浅各得，醇疵互见，要皆功力所至，竭其心之万殊者，而后成家，未尝以懵懂精神冒入糟粕。”（注：黄宗羲：《明儒学案原序》。）他主张包容各家，追求的是学术真理，因而并不拘泥于一家之说，不以学派划线。
    如果说孙奇逢、黄宗羲出于王学营垒而调和程朱，那么，范镐鼎则是程朱学派中积极主张调和陆王的学者。范镐鼎早年钟情于理学，尝云；“‘人不为理学，将为何如人？文不为理学，将为何如文？’自是宜究心濂、洛、关、闽诸书，阐明辛全之学。”（注：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第17册，中华书局本，第5282页。）乃师辛全“生平最恶姚江”。（注：范镐鼎：《洛闽源流录复识》，《理学备考》。）于学术，范镐鼎服膺朱子之学，说：“鼎闻理学不始于宋儒，而申明自宋儒始；宋儒之理学不尽于朱子，而集大成则自朱子始。”（注：范镐鼎：《理学备考又序》，《理学备考》卷首，五经堂藏版。）俨然一派朱学风范。然而，他编辑的《理学备考》则是兼容程朱陆王的大拼凑，既收录了孙奇逢《理学宗传》、黄宗羲《明儒学案》带有王学倾向的学术史著作，也包括了张夏《洛闽源流录》、熊赐履《学统》等扬朱抑王的书籍，对于陆王之学不甚排抑。在评价明代理学的问题上，范镐鼎主张薛、胡、王、陈并举共存，不有偏废。所谓薛、胡即在当时被尊为代表程朱理学的传人薛瑄和胡居仁；王、陈是指王学派代表人物王阳明和陈献章。他们在明朝均从祀文庙，具有崇高的学术地位。范氏主张四人并举而不偏废的理由是：“从来理学不一人，学亦不一类。他不具论，如从祀四人中， 薛 、胡之学为一类，王、陈之学为一类。细分之，薛与胡各为一类，王与陈各为一类。 鼎素偏尊薛、胡，但取薛、胡焉足矣，取与薛、胡为类焉者足矣，而何以兼取王、陈，而何以兼取与王、陈为类焉者？盖薛、胡之学，参以王、陈，而薛、胡明，而王、陈之学亦因薛、胡而益明也。”在他看来，薛、胡尊崇程朱，尽管与王、陈之学截然不同，但 可以相互参合，起到互补的作用。用他的话来说：“前圣后贤之论，互有发明，小有异者，不害其为大同，而非背驰不相入焉。”（注：范镐鼎：《理学备考序》。）
    在调和程朱陆王的学术思潮流行的同时，尊崇程朱及扬朱抑王的思想也迅速发展起来，且影响愈增，渐趋主流。在本文所及的范围内，持这种观点的人，既有活跃在民间的普通儒士，如著有学术史的张夏、窦克勤等之辈，还有魏裔介、熊赐履等高居庙堂的显宦。此外，在社会上还活跃着像陆世仪、张履祥、陆陇其等尊朱派，程朱派在学坛的影响炙手可热。
    作为东林学派的传人，张夏痛绝于陆王之学而偏好程朱，尝云：“孔孟其儒之始祖乎，程朱其儒之大宗乎，是故欲正之以孔孟，不若即正之以程朱；欲正之以程朱，不若即正之以学程朱之真儒。”（注：张夏：《洛闽源流录原序》，引自《理学备考》收录原著。）意思是辟异端，正学术，与其倡孔孟，不如倡程朱，直欲使程朱凌驾于孔孟之上。他编辑的《洛闽源流录》即以程朱划线，把明代讲儒学的学者分为三等，以明道统的亲疏，别学术的纯驳。他说：书中收录学者，“惟分三品，最上为正宗，传中称先生，得十六人；其次为羽翼，得四十七人，皆顶格书之；又其次为儒林，亦称字，几及三百人，下一格书之。”列入“正宗”的学人，都是学宗程朱理学派的骨干人物，如方孝孺、曹端、薛瑄、陈真晟、胡居仁、章懋、蔡清、邵宝、罗钦顺、魏校、吕楠、 顾宪成、钱一本、金铉等。而把对明代儒学影响极大的王阳明从“正宗”学者中排除， 贬入“儒林”之列，以纯洁圣道统系。在列入“正宗”的学人中，张夏尤其推崇薛碹和罗钦顺，称为明代理学的大宗，认为王学是败坏圣道的异说，“自陈、王（案：陈献 章 、王阳明）倡异，而其徒决裂太甚，隐怪有述，诐邪生心，一时讲坛遍地，絃诵彻 天，问之则皆讲新学，伐程朱者。”他“之所以不得已而作”《洛闽源流录》，为的是杜绝“邪慝流殃”（注：张夏：《洛闽源流录原序》，引自《理学备考》收录原著 。）， 体现了鲜明的卫道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