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赐履的《学统》也是很有特色的一部学术史著作。作者以正统儒学的观点阐述评判了从先秦至明代各派学术及其代表人物。书中把历代学术分为五个层次，即“正统”、“翼统”、“附统”、“杂统”、“异统”。列入“正统”的学者共9人，即孔子、颜回、曾子、子思、孟子、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作者认为：“孔子上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统，集列圣之大成，而为万世宗师者也”，作为圣人之道的“正统”之主，其余8人，“皆躬行心得，实接真传，乃孔门之大宗子也，故并列正统焉。”（注：熊赐履：《学统凡例》，《学统》。）孔子、朱熹在书中受到极力推崇。他解释“翼统”说：“正统之外，先贤先儒有能羽翼经传，表彰绝学者，则吾道之大功臣也，名曰翼统。”列入“翼统”的学者有23人，宋代以前有8人，包括孔子的6位学生，西汉的董仲舒、唐代的韩愈等；宋明时期有15人，除列张载、邵雍、司马光等3位宋代非程朱派理学家。由此可见，作者的学术视野不仅集中于宋明时期，重视后期儒学，而且评判的标准极严，一以程朱为归。次于“正统”、“翼统”的是所谓“附统”。熊氏解释说：“圣门群贤，历代诸儒见于传记言行可考者，君子论其事，想见其为人，皆得与于斯文者也，名曰附统。”包括先秦时代孔孟之徒22人，秦汉以后至明代儒学学者156人，共计178人。先秦时的左丘明、公羊高、谷梁赤，汉代的丁宽、孔安国、伏胜、夏侯胜、许慎、郑玄、皇侃、孙复、石介、吕祖谦、金履祥、许谦、曹端、顾宪成、高攀龙等。熊氏给“杂统”的定义是：“百家之支，二氏之谬，或明叛吾道，显与为敌，或阴乱吾实，阴窃其名，皆斯道之乱臣贼子也。必为之正其辜使不得乱吾统焉，故揭之曰杂统。”划入“杂统”者有杨雄、文中子、苏子、陆象山、陈白沙、王阳明等6人。所谓“异统”，是指儒学以外的各家思想流派。熊氏说：“曰异统，明不同也，如老、庄、杨、墨，及道家、释氏之类是也。”列入书中的有老子、庄子、杨朱、墨子、告子、道家、释氏（佛家）等7家。在以上五“统”中，“正统”、“翼统”、“杂统”，尽管纯驳有异，但都属于“正学”即孔学的范围。孔子和朱熹尤其为作者所推崇，他说：“孔子集列圣之大成，朱子集诸儒之大成。（注：熊赐履：《学统》卷9，《正统·朱晦庵先生》，第54页。）作者把“杂统”和“异统”都作为思想异端来看待，尤其顾忌陆王心学对“正学”的“危害”，抨击王阳明“不惮以身树禅门之帜，显然与邹鲁洛闽为敌”，攻击王学末流泛滥一时，败坏人心，“盖自有明正嘉而降，百余年间，斯文一大为沦晦焉，今其余焰尚未息也。呜呼，岂可不为之寒心乎哉！”（注：熊赐履：《学统》卷49，《杂统·王阳明》，第34-35页。）崇孔孟程朱而抑陆王释道，辨明学术正邪是非，正是熊氏《学统》的一大特征。正如徐秉义所说：“先生讲学数十年，著书数十万言， 发明精义甚广，其为迷途之先导者，则在《学统》一书。其书别为五统，以示偏全，辨 是非，别同异，而其大旨、其深忧，则又在阳儒阴佛之徒流弊日深为心腹之害。辨之甚 精，言之甚切，先生诚有功于圣门矣。”（注：徐秉义：《学统跋》，《学统》。）熊赐 履的《学统》和张夏的《洛闽源流录》，都标榜程朱，贬抑陆王，具有鲜明的“卫道” 色彩，受到一些学者称赞。范稿鼎称赞说：“《洛闽源流录》尊薛、胡，抑王、陈，与 《学统》同，鼎诚服之。”（注：范镐鼎：《洛闽源流录复识》，《理学备考》收录原著 。）这说明，扬朱黜王在当时的学者中间有着一定的市场。
    魏裔介《圣学知统录》及《圣学知统翼录》的编撰指导思想亦与《学统》相同，只是规模篇幅略小。书中收录人物均为儒家正统学者，排除了程朱学派以外的学者。作者自谓：“尧、舜而前，始自伏羲，以明知学上本于天；由孔子而后终于许、薛，以明知学之不绝于人。”（注：魏裔介：《圣学知统录序》，龙江书院刻本。）
    总之，清初学术史著作所述的内容不同，反映出的学术趋向亦不相同，既有尊朱抑王的，也有调和程朱陆王的。他们的学术观点，以及所提出的儒学统系各不相同，目的是维护各自所代表的学派，争取学术正统地位。他们之间的矛盾和论争，实际是明末学坛不同派别争论的继续。因此，他们论争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关于“道统”问题。
    三、学术史编写体例的突破和创新
    清顺康时期大量学术史著作的涌现，不是偶然的学术现象，而是宋明学人长于总结学术的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续和发扬。宋元时期，理学发展，阐述学派流变的学史著作陆续问世，如朱熹的《伊洛渊源录》、王力行的《朱氏传授支派图》、李杞的《紫阳正传校》、薛疑之的《伊洛源流》等书，以及元代所修《宋史》中的《道学》、《儒林》二传，都是流行一时的学术史著作。其中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是朱熹的《伊洛渊源录》。
    《伊洛渊源录》是朱熹编辑的关于宋代理学家传记著作，成书于南宋孝宗乾道九年（1173），凡14卷。“伊洛”指洛阳附近的伊河、洛水，因二程长期在洛阳居住，讲学于伊洛之间，故用“伊洛”一词标志其学派，也可以看出，此书是以二程思想为中心。朱熹在书中称程颢、程颐得圣人之学的精髓，是接续孟子的传道之人，使圣经贤传的真义复明于世。又把周敦颐尊为二程的老师，规定了理学道统的谱系。《四库全书总目》称：该书“记周子以下及程子交游门弟子言行：其身列程门而言行无所表见，甚若邢恕之反相挤害者，亦具录其名氏，以备考。”（注：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57，上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下同），第519页。）其写法是将传主的行状、墓志铭、祭文、年谱等传记资料，一及门人友朋的记述、遗事等汇编一起。所述学者则按照学派传授关系而排列。如记载程颢的“明道先生”卷，其内容依次为：程颐写的《事状》、游酢的《行状书后》、文彦博的《墓表》、陈恬的《赞词》，以下为《遗事》27条，取自于《上蔡语录》、《程氏遗书》、《邵氏闻见录》、《胡氏传家录》、《庭闻稿录》、《龟山语录》、《击壤集》等书。朱熹的《伊洛渊源录》创立了编撰学术史的新体例，具有开新的意义，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清人评价说：“盖宋人谈道学宗派，自此书始；而宋人分道学门户，亦自此书始。”（注：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57，上册，第519页。）
    明代时，理学进一步发展，尤其在明中后期因王学的崛起，学术思想空前活跃，涌现出更多的学术史著述。诸如谢铎的《伊洛渊源续录》6卷、宋端仪的《考亭渊源录》24卷、朱衡的《道南源委》6卷、魏显国的《儒林全传》20卷、金贲亨的《台学源流》7卷、杨应诏的《闽学源流》16卷、刘鳞长的《浙学宗传》、周汝登的《圣学宗传》18卷、冯从吾的《元儒考略》4卷和《关学编》、刘元卿的《诸儒学案》8卷、辛全的《理学名臣录》、赵仲全的《道学正宗》18卷、刘宗周的《圣学宗要》等书，先后迭起，各呈风彩。与宋元时期相比，明代学者写的学术史著作不仅数量多，而且在所述内容及表述形式上也更为深入、丰富了。然而，其不足也是明显的，突出的一点就是受朱熹《伊洛渊源录》模式的束缚。这种束缚表现为两点：一是把“以史昌学”作为写作宗旨，带有强烈的门户之见；一是写作体例以朱熹的“渊源录”体为依归，不免单调贫乏。正如梁启超所批评的：“于是有朱晦翁《伊洛渊源录》一类书，……然大率借以表扬自己一家之宗旨，乃以史昌学，非为学作史，明以前形势大略如此。”（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合集》专集之75，中华书局1989年版（下同），第296页。）
    至清代，由于学术反思的广泛开展，朝野士人备加关注总结学术上的是非得失，促使大量学史著作的问世。清初学术史著作不仅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宋明时期，在写法上比以前更为成熟，从内容到结构都发生了重要变化，呈现出多样化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