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民粹主义影响问题
    民粹主义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影响是一个世纪性、世界性的话题。经过一个世纪的风雨历程和时代变迁，它仍然在中国学术界引起激烈的争论。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是否受到民粹主义影响呢？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农村和农民是民粹派所依托的重点，因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起点上就已经被“民粹主义”所浸染，“毛泽东很可能受到了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念中所夹杂的民粹主义观点的影响”（注：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中文版），中共党史资料出版杜，1989年，第280页。）。在一些中国学者的笔下，毛泽东在青年时代的选择、崇拜底层的造反模式、井冈山道路和他建立的“新文明”，基本上是民粹主义的尝试和心路历程（注：朱学勤：《风声、雨声、读书声》，三联书店（北京），1994年，第59～67页。）。“毛泽东的民粹主义倾向”、“民粹主义情结”，毛泽东思想就是民粹主义＋道德主义＋斗争哲学等论断，成为一些学者在毛泽东思想研究中的焦点。
    许多学者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们认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李大钊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农村和农民，是对中国国情的正确把握。李大钊早期虽然曾经受到民粹派思想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也是短时间的，并没有占据主要的地位。把“一个既有思想多元性又不断地适应着时代发展的活生生的李大钊”，以及他复杂、不断变化的思想过程归之为民粹主义思想，显然简单和绝对化了（注：张化：《李大钊与“少年中国”理想》，《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5期。）。李大钊并不认为农民是“天然的共产主义者”，他重视农民，但并不排斥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李大钊所憧憬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共性与特性相结合的新制度”，“是由个人生产变为社会的生产，由手工的生产变为机械的生产”，这样的观点与民粹主义试图在农民村社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的幻想也没有共同之处（注：王素莉：《五四时期李大钊对民粹主义的认识与超越》，《中共党史研究》1991年第1期。）。
    在研究毛泽东批判民粹主义的五个材料（注：这五个材料是：1944年8月毛泽东给秦邦宪的信；毛泽东在党的七大的书面报告；1948年7月《关于农业社会主义的问答》；1948年4月毛泽东在薄一波关于工商业问题的报告上的批示；1948年9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的基础上，石仲泉认为，毛泽东在他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思想理论正确时，是科学社会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是民粹主义者（注：石仲泉：《毛泽东的艰辛开拓》《新增订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第601～606页。）。胡绳也表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不但没有染上丝毫民粹主义的思想，而且是坚决反对民粹主义的。虽然过去我们党内有些同志表示反对民粹主义，但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坚定地、透彻地反对民粹主义，毛泽东是我们党内第一人（注：胡绳：《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3期。）。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看到在中国革命发生和发展中共产国际和俄国的领导与影响，以及小农经济自发性的问题。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李立三和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教条主义，就是在这种直接影响下产生的。人们很少讲这种“左”倾机会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关系，但可以说它的基本性质类似于民粹主义。毛泽东在七大批评民粹主义时说，我们的同志对消灭资本主义急得很，在这方面是过急了。他所批评的这种急性病，是从30年代遗留下来的。胡绳认为毛泽东在批判民粹主义的时候，已经注意到它是可能从中国小农经济中自发产生的。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问题上，毛泽东晚年的某一时期在某些问题上是否染上民粹主义色彩呢？这是一个争论比较大的问题。1997年以后，胡绳陆续提出这样的观点，即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曾染上过民粹主义的色彩”。 “毛泽东的典型说法是，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胡绳的主要依据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主张建国以后要过10多年才能搞社会主义，至少也要用这样长的时间来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以便充分利用资本主义来创造进入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但是1953年宣布过渡时期总路线之后，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后期，利用政治的力量，人为地促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飞速完成，到1958年全部农村都跃进到了人民公社。可以说，领导思想失之毫厘，民粹主义思想就在下面大为膨胀。当农业生产力没有显著提高，国家的工业化正在发端的时候，认为从人民公社就能进入共产主义，这是什么思想？实质上属于民粹主义范畴，和马克思主义距离很远。
    胡绳的上述观点在理论界特别是党史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沙健孙批评了胡绳关于“毛泽东曾经染上民粹主义色彩”的说法，指出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带有全局性的问题”。要坚持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如果认为毛泽东具有民粹主义的倾向，那就意味着毛泽东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他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已（注：沙健孙：《坚持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真理的追求》1999年第3期。）。胡绳的观点“不仅是针对毛泽东的，而且是针对《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针对邓小平的有关论述的”。“不仅在事实上站不住脚，而且还可能在政治上思想上引起混乱”。沙健孙指出，新中国开篇的成就，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就和毛泽东思想的地位是不能否定的；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问题上，“胡绳教授的失误在于，他把发展资本主义和实现工业化这两个条件无条件地等同起来了，他忘记了实现工业化是可以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样两条道路的；而对中国来说，则必须首先确立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才能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这个事业。”（注：沙健孙：《马克思主义，还是庸俗生产力论？--评胡绳教授对毛主席的批判》，《中流》1999年第12期。）黄如桐说，“所谓‘民粹主义’的责难，无非是说我国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不高，社会主义改造搞早了。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不是什么反对‘民粹主义’，而是反对庸俗生产力论。庸俗的生产力论竟然大肆泛滥。现在甚嚣尘上的是，没有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就甭想搞社会主义。据说，苏联的演变和解体，其根源盖出于此。”（注：黄如桐：《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就岂容否定》，《中流》1999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