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这种尖锐的批评相反，许多学者称赞胡绳不仅深刻地提出了问题，而且从对民粹主义认识的新视角，揭示了党内“左”右倾错误路线产生的根源。要保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就不能不重视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铲除民粹主义的温床。因此，胡绳提出了党的历史上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至少为党史研究的深化提供了一个新的命题。
    毛泽东“一张白纸”说的实质是什么？学者们也各持己见。范庥认为，毛泽东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矛盾对立的双方、坏事与好事，无不在一定的条件下互相转化。这何错之有？毛泽东关于“一穷二白”的论述同“民粹主义”毫不相干（注：范庥：《能够这样论证吗》，《中流》1999年第4期。）。林蕴晖承认“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有它积极的一面。但是，1958年“大跃进”和其后三年自然灾害的历史实践证明，这种认为越穷越有利于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过渡的认识，不符合实际，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注：林蕴晖：《论中国国情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兼评“‘一穷二白’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1期。）。有人提出，毛泽东关于“一穷二白”的说法的确是在谈论坏事向好事的转化，与民粹主义不相干。但是，毛泽东“民粹主义色彩”最典型的表现，恐怕还是他有关在中国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条件的论述。从毛泽东对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颂扬中，我们是不是可以听到一点俄国民粹主义者对俄罗斯农民的共产主义天性的赞美的回声呢（注：胡岩：《民粹主义和社会主义》，《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9年第2期。）？也有的学者提出，毛泽东并非要“跳过工业化”，而确是要“跳过资本主义”，主张用“不断革命”来实现“直接过渡”。“富了，事情就不妙了”的观点，终于转化为社会主义的所谓“穷过渡”（注：王也扬：《也评毛泽东的“一张白纸”说》，《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6期。）。
    在运用统计资料分析社会主义改造的得失方面，学者们的差异也十分明显。黄如桐认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结果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也就是对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期间，工业总值增长了128.3%，平均每年增长18%，从1949年到1979年，全国工业产值增加了30多倍（注：黄如桐：《关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若干问题的讨论》，《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6期。）。邱路对黄如桐的数据提出异议，他列举了国家统计局的三份统计资料：“改造前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经济年均增长指数”、“改造后1957年及其以后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经济年均增长指数”和“三个时期经济总量、居民消费水平年均增长指数”。他认为这三份统计资料表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的21年，即1957至1978年这段时间，无论是我国的经济增长，还是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都远不如1949至1956年7年新民主主义时期和1979至1998年的改革开放时期。”（注：邱路：《请放下你的棍子--质疑沙健孙教授对胡绳先生的批判》，《百年期》2000年第1期。）
    在论争中，一些学者提出要在“尊重胡绳教授的原意”的基础上进行讨论。胡绳用“曾染上过”这样的用语是很有分寸的，就是说这种情况在毛泽东的一生中只发生在某种时期，并且只是“色彩”而已，无意把毛泽东说成十足的民粹主义者（注：林庭芳：《应当尊重胡绳教授的原意》，《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1期。）。“胡绳先生的看法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学术讨论”，“说到底是想提醒人们：改革开放来之不易，不要走回头路，再犯‘恐资病’”（注：胡岩：《民粹主义和社会主义》，《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9年第2期。）。有学者指出，在中国，社会主义与民粹主义将是一个持续争论的话题，但是同样的认识或思想并非只有民粹主义一种解释。从现实的角度来看，民粹主义产生的条件已经被消解了许多（注：刘志光等：《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与民粹主义研究综述》，《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2期。）。
    三、关于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指导思想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史学界对党领导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展开深入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大量出版的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都对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作了深入分析，最有代表性的是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以下简称《七十年》）。该书首次全面阐述了在“社会主义十年探索”中党的指导思想上存在两个发展趋向的论断。两个发展趋向的思想是胡乔木在1989年提出来的，胡绳在书中进一步展开论述了这个思想，即十年探索中党的指导思想有两个发展趋向。一个发展趋向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积累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实践经验。另一个发展趋向是错误的趋向，这就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正确的发展趋向和错误的发展趋向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许多时候都是相互渗透和交织的，不但共存于全党的共同探索过程中，而且往往共存于同一个人的认识发展过程中。在全党有时这种趋向比较占上风，有时那种趋向比较占上风，或者不同趋向同时在不同的领域并存。十年中“左”倾错误的积累和发展，到后来终于暂时压倒了正确的发展趋向，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十年探索中正确和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也在积累，为后来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行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作了一定的准备。
    “两种发展趋向”的思想，突破了过去那种比较简单化的两条路线斗争模式。这是《七十年》对中共党史研究的重大贡献，已获得党史学界大多数学者的公认。
    石仲泉在《历史回眸：艰辛与辉煌，经验与启示》一文中，通过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50年历史经验的反思提出了“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之链”的观点。他认为，我们党50年来指导建设社会主义的实际理论，既有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得好的，也有没结合好的。但是，无论结合得好与不好，都构成了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之链。这个认识之链，大体有这样几个环节：一是通过新民主主义理论走向社会主义，这是指新中国成立后头三年全面建设新民主主义，希望以此稳步地“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二是立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理论进入社会主义，这是1953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后，在大规模开展工业化建设的同时，进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到1956年基本上完成改造任务，随后也完成了“一五计划”。这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我国初步建立起来。三是制定八大路线，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但后来的历史发展使八大路线没有能在实践中坚持下去。四是重新认定阶级斗争为国内主要矛盾，高举“三面红旗”建设社会主义。五是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在1967年被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并在党的九大被肯定为照耀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灯塔”。这是十年内乱期间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理论。六是提出“抓纲治国”建设社会主义。因为两年徘徊时期不能说没有指导思想。当时提出的“抓纲治国”，实际上就是那两年的指导思想。这个“纲”，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因而“基本上还是因循‘左’的错误”。七是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1978年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际指导理论。尽管邓小平理论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有一个被正式确立的过程，但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一直是在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将指导建设社会主义的实际理论作这样的链与环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对过去的错误认识摒弃简单化态度，因为错误认识也是链上之环。事实上，无论毛泽东思想还是邓小平理论，都是认识之链上经过包括有错误认识的环而获得的丰硕之果；若抛开错误认识之环，就难以完整地说明这两个认识之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党的许多付出了很大代价的历史教训，都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注：石仲泉：《我观党史》，济南出版社，2001年，第16-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