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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的合理内核与中国近代化问题(3)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学术研究》 涂晓望 参加讨论

二、西方学者与早期资本主义的研究
    站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大厦的废墟上,不免有几分惆怅。这个一度为中国学者引以为骄傲的理论,现在已经是许多学者深恐沾边的陷阱。但实际上,研究传统社会中孕育的资本主义因素,是20世纪西方史学家普遍的课题。布罗代尔晚年完成的巨著是这样取名的:《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在他看来,英国工业革命发生前,欧洲的传统社会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因素。对于“资本主义”这个词,布罗代尔是这样解释的:“资本主义这个名词直到很晚,即在20世纪初,才臻于成熟,并显示其爆炸力。在其深刻含义上,资本主义带有真正出生那天的胎记,这样说最为可靠,但把资本主义的降临提前到1400和1800年间,这岂非犯下历史学最忌讳的过错?对于这个倒置历史顺序的罪过,我并不感到过分内疚。历史学家为事后确指他们研究的问题和时期,发明种种词汇和名称:百年战争,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宗教改革等等。这个不属于真正的市场经济,而且往往与之绝对相矛盾的层次,我必须为它找到了个特别的名词。不可抗拒地出现在我面前的,正是资本主义这个唤起许多联想的名词。”(注:[法]费尔南·布罗代尔:《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前言》,顾良、施康强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第3页。)倘若张芝联的理解没有错,布罗代尔是这样解释资本主义的:“第三层是资本主义,这是一种由少数商人组成的垄断经济,这种垄断最早是与集市并行存在的,一些微型资本家利用信贷与远距离贸易操纵市场价格,逐渐发展成大资本家、批发商、银行家、交易所大王,成为一个有钱有势的社会统治集团,他们不仅控制国内外市场,而且往往对市场经济起阻碍作用、破坏作用。”(注:张芝联:《布罗代尔的史学方法》,录自布罗代尔《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译本,第一卷,9-10页。)布罗代尔之所以将资本主义的产生提到14世纪,是因为他在当时的集市中看到了微型资本家的崛起。假使同样的事实在中国出现,老一辈的史学家一定会称之为资本主义萌芽,他们不敢称之为资本主义,是因为,在他们的潜意识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代名词,如果承认14世纪中国或者欧洲有资本主义,就等于承认当时的中国或者欧洲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其实,资本主义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一种在市场上追求利润的企业,它可以存在于商品经济发达的许多时期。所以,布罗代尔直接用资本主义这个词,而不是给它加上“萌芽”这个中国流行已久的标准化名词。
    在布罗代尔之前,欧洲有许多历史学家研究了英国工业革命之前欧洲资本主义的产生。马克斯·维贝尔说:“哪里有用企业方法来供应人类集团所需要的工业,哪里就有资本主义的存在,而不管需要的内容是什么。更具体地说,一个合理的资本主义企业就是一个附有资本会计制度的企业,也就是,根据现代簿记和结算的方法来确定它的收益能力的一个机构。”(注:[德]马克斯·维贝尔:《世界经济通史》,婉曾廙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第233页。)这种企业的出现,维贝尔将其追溯到中世纪的热那亚城市共和国,甚至追溯到罗马帝国时代这一制度的萌芽。(注:[德]马克斯·维贝尔:《世界经济通史》,婉曾廙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第233页。)将维贝尔的资本主义定义比之布罗代尔的定义,二者是有区别的,布罗代尔将资本主义看作是商业资本的运作,而维贝尔将其看作是一种进行工业生产的企业。但其核心都注意到:资本主义的核心就是资本问题,就是以资本追求资本的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维贝尔严格区分早期资本主义与现代资本主义:“虽然在所有各历史时期中都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程度的资本主义,但是日常需要靠资本主义的方法来供应,却纯粹是西方的特征,而且,即使在西方也是在19世纪以后方始成为无可避免的方法的。在早几世纪所看到的这种资本主义的肇端,只不过是先兆而已,甚至16世纪多少带点资本主义性质的机构,想来也可以在当时的经济生活中取消而不至引起任何重大的变革的。”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存在的最起码的先决条件,就是把合理的资本会计制度作为一切供应日常需要的大工业企业的标准”。(注:[德]马克斯·维贝尔:《世界经济通史》,婉曾廙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第234页。)可见,维贝尔在这里强调的是大工业与会计制度二个方面,并将其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的二大基本条件。
    现代资本主义起源于英国工业革命,而工业革命又有其特殊性。如李伯重指出:“近年欧洲经济史研究的最新成果证明,英国模式有其特殊性,即使在欧洲也不具有普遍意义。”(注:李伯重:《英国模式、江南道路与资本主义萌芽》,《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这就是说,历史上的早期资本主义并非理所当然地推出现代资本主义。倘若我们接受这一点,我们也只得承认:中国历史上的早期资本主义不可能推出一条类似英国的工业革命道路。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早期资本主义的研究没有意义。
    因为,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了一整套相关资本主义制度的出现。尤其是以银行为核心的金融制度,更是资本运行的前提条件。在英国革命之前,合理的资本会计制度业已出现,进行数字化管理的社会条件已经具备,雇佣制度在英国已经十分流行,大量人口进入城市,为城市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力。这一切都使工业革命在其发生后,能够立即发挥其社会效应,否则,工业革命也可能在不协调的气氛中被冷漠的环境扼杀。因此,当我们强调英国工业革命的特殊性的时候,不要忘记:这一特殊性只有建立在早期资本主义普遍发展的前提下才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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