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的学者认为，中国的近代化完全是西方工业革命影响的结果。即使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提倡者，也认为中国近代工业，主要来自于西方的影响。在他们看来，由中国社会中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都在封建社会的压迫下夭折，因而，它对中国近代化不可能做出贡献。
    资本主义萌芽论者不承认近代本土的企业有资本主义性质，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认为这些企业大都没有应用机器生产，不能算大工业。实际上，机器生产并非资本主义的本质，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也证明了机器生产并非必备的前提。不能说没有机器生产便没有了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更重要的是它内在的生产方式。它是一个企业运营制度，可以用机器进行生产，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进行经营，尤其是在商业方面，世界上有许多大型的资本主义商业性企业，它的存在与发展，主要是在流通领域作文章，而不是以机器生产为主。同样的理论也可以用于近代化过程中资本主义企业的判定。中国传统手工业应用机器生产是较迟的，但我们不能说它不是资本主义企业。以武夷山的茶号与茶庄为例，从清初到1949年，它一直延续了300多年，其中有一些企业在香港注册为公司。（注：记得傅衣凌先生生前对我说过，他看到过建瓯茶庄在香港注册的商标，注册时间约为1880年左右。调查表明：建瓯的詹金圃茶庄确实曾在香港注册。）除了没有使用机器生产外，它从外壳到内部，都是典型的资本主义企业。
    事实上，机器生产并非中国本土企业不可逾越的界限。中国传统的缫丝业与井盐业，都是较少受外国资本影响的传统行业。缫丝业由中国资本家引入了欧洲的缫丝机器，井盐业自动引进了外国生产的抽水机，这些机器都在生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机器的引进并未改变这些企业的性质，它早就作为一个谋取利润的企业而存在，而且，四川井盐业早就有较大的雇佣规模，我们不能说机器的引进才使它从小生产进入工业化大生产。如果我们看透这一点，我们就可知道，实际上清代的传统工业有相当部分都延续到近代，并占有重要地位。我们必须考虑这些企业在近代中国的地位。
    我认为，清代早期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对近代中国的工业化是有意义的，它至少表现于四个方面：其一，一些早期资本主义企业在晚清时期仍在顺利发展，成为近代中国工业化的源头之一。这方面主要的代表是闽浙茶叶生产与四川井盐业。
    茶叶是清代中国出口的最大宗商品。中国茶叶的生产，一向控制在中国资本家手中。当武夷茶畅销海外的时候，不论是山西商人还是广东行商，都在武夷山区购置了许多茶地，进行茶叶生产。他们管理茶叶生产与销售的机构，或称为茶庄，或称为茶号，每家茶号，下辖若干个茶厂。茶厂又称为茶棚，它分布于各地的茶园，它雇佣女工上山采茶，雇佣技工烘制刚摘下的新鲜茶叶。茶号与茶厂的生产，无疑都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企业经营。（注：徐晓望：《明清闽浙赣边山区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明清福建社会与乡村经济》，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年。）在清代前期200年内，这些茶号与茶厂，生产了向英国出口茶叶中的大部分，因而也成为清代中国早期工业化的一支主力军。晚清时期，五口通商，外国资本进入中国的沿海，他们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想控制中国的茶叶贸易。不过，由于深入中国内陆不容易，他们对中国茶业的影响，始终是在购销过程中，并未进入生产领域。晚清时期，随着世界市场对中国茶叶需求的增大，茶号与茶厂都获得巨大的发展，从而成为近代中国工业化的主要力量之一。与之相同的还有四川井盐业，它在清代即有发达的雇佣制度及相当规模的生产，进入近代以后，井盐业引进了机器生产，生产效率更为提高。类似的产业还有东北的榨油业，分布于各地的制糖业、酿酒业、造纸业、矿冶业等等。
    其二，一些传统行业一直被中国企业家控制，由自身完成了家庭手工业向机器生产的过渡。这里可以江浙缫丝业为代表。中国丝绸的输出可追溯到汉代，迄至清代初年仍然十分兴盛。迨至清代中期，随着各国丝织业的兴起，海外国家主要从中国输入的丝绸减少了，而织就丝绸的原料--生丝成为主要输出品。在生丝生产方面，华人资本一直起主要作用。清代的缫丝业主要流行包买商制度，它的基础是江浙一带的家庭手工业。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西方的机器缫丝技术传入，江浙资本家开办了许多缫丝厂，从而使缫丝手工业过渡到机器生产，这是由中国商人自己完成的革命。毫无疑问，西方工业革命的成果，是促进他们进行工厂式生产的基本条件。但是，没有他们经营缫丝业的传统，也不可能有使用新式技术的中国缫丝厂。类似的企业还有印刷业、出版业等等。
    其三，一些新式企业的组建，融入了大量的传统工业。例如，马尾造船厂的建设，看来完全是新式的企业。其实，最早的轮船制造，不过是在传统的大帆船上加上蒸汽机，而福州这一地方，一直是中国的木船制造中心。所以，马尾造船厂的船体建造，使用了许多传统的木船制造技术与大量的相关技术工人。晚清著名的企业如江南制造局、汉口制铁厂等，它们的建立，都融入了大量的传统行业。
    其四，传统的金融制度也在近代化过程中发挥过自己的作用。山西的票号与江南的钱庄，都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早期资本主义金融企业。钱庄的产生较早，约在明末清初，它在乾隆时期获得较大发展，晚清时期更走向鼎盛。而山西票号的出现，约在道光年间，于晚清时期遍及全国，甚至扩张到海外的朝鲜、日本、俄罗斯等国家。它们虽然最后走向失败，但其存在是中国传统金融制度向银行制过渡的一道桥梁，它在近代中国社会的作用不可忽视。
    综上所述，有关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探讨，其合理内核在于对中国早期资本主义企业的寻找。事实上，这些企业的发生与发展，构成了推动中国近代化的一支力量。不过，对这一点，只有超越资本主义萌芽论僵化的框架，我们才能看得清楚。日本学者在研究本国近代化问题时，一开始也是强调西方因素的作用，只是到了近十年来，他们才看到日本的近代化也有本土的因素在起作用，而且是起主要作用。在这一基点上，他们将日本的近代化看成是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注：厉以平：《日本经济史与新经济史学》，梅村又次、速水融等：《日本经济史》第一卷《序》，三联书店，1997年，第2页。）我认为，与日本相比，近代中国的工业化有类似之处，中国的工业化其实受到两方面的作用：其一来自欧洲工业革命生产力的推动，其二来自传统社会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二者哪一个起到更大的作用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我们不可否认传统企业是中国工业化的一支方面军。当代的中国之所以能够萌发出大量的乡镇企业，是因为我们早在三四百年前即有了这一传统，只要遇到机会，便会大发展。以长时段的眼光去看，当代的中国能够超越许多国家成为世界工厂，正是因为自古以来我们即有这种企业生产的传统。所以，我们能够顺利地嫁接西方的工业制度，为世界市场而生产。
    为了理解现代中国乡镇企业发展的现象，我们必须理解历史上企业经营的发展。从这个角度去看早期资本主义问题的研究，我们不能不感谢“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者为我们打好了一个坚实的基础，问题是我们必须超越他们划地为牢的理论框框而已。所以，“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在中国史学史上，还是有其历史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