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善于发现问题
    发现问题是深入学习的基础，也是研究的出发点。世界上的学科千门万类，其学理和研究方法也千差万别。是否也有共通的研究方法？有的，所谓“隔行不隔理”。这就是：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是研究社会科学的方法，也是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这是研究历史的方法，也是研究现实的方法；这是研究的方法，也是写作的方法。在这个带有普遍性的研究方法中，“发现问题”是第一环节，是基础，是前提，是研究的前导和出发点。
    李政道先生参观北京中国科学馆时对在场的中学生说了治学的“十二字真言”：“求学问，先学问；先学答，非学问。”学习不能满足于现成的答案，不能只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要问为什么。善于提出问题，学习才能深入，才能有长进。前人介绍读书经验，有“书要由薄读到厚，又由厚读到薄”的说法。由薄到厚，是发现问题的过程，由厚到薄，是解决问题的过程。学习如此，研究也是如此。上面谈到施蜇存先生的“治学三部曲”正是“看书--引起兴趣、提出问题--深入研究”。严中平先生在经济史研究中提倡“四新”--新问题、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我的理解，这“四新”都是围绕“问题”来的。“新问题”不必说，其他三新或者是解决问题的手段，或者是解决问题的结果，其前提都是问题的提出。在国外，年鉴学派倡导“问题史学”，认为不能提出和分析问题，就无所谓史学研究。其实“问题”之于研究，有着更为普遍的意义。科学研究本质上就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而善于发现问题，抓着矛盾之所在，是独立钻研中首要的一环。
    善于从平常的事物中发现问题，是研究者的一种本事，一种可贵的素质。列宁说过：商品这个东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每天都千百次碰到它，习以为常，只有马克思认真研究了它，发现了其中的矛盾，进行深入的分析，写出了划时代的伟大著作--《资本论》。这是社会科学的例子。苹果落地，这是最平常不过的事，却引起牛顿的思考：为什么苹果会掉到地上，而不飞到天上去？后来，他发现了地心吸力。这是自然科学的例子。历史研究也如是。司马迁写《史记》，是带着问题的，而且时常带着大问题，他生活的时代正是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动之后，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他想研究其中缘由，“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古代的例子。罗尔纲研究太平天国史，是从发现《清史列传》“张国梁传”与《（广西）贵县志》“张嘉祥传”记述的矛盾，从而深入进行考证开始的。这是现代的例子。
    不少名家重视对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能力的培养。如周谷城带研究生，要求他们每个星期提出5个问题。英国学者科大卫，从中学时代开始，就不满足于被动接受老师讲课所传授的知识和结论，他总是从中寻找问题，提出不同的看法，并收集有关资料证实或证伪这种看法，终于成为一个颇有名气的学者。南昌大学的黄志繁先生告诉我，当他第一次与导师发生争论的时候，科大卫打电话祝贺他。因为这说明他已经动脑子想问题了，这正是进步的开始。
    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也就是选题的过程。当然，这两者不是完全重合的。后者既要考虑问题的科学价值，又要考虑主观的条件和知识的积累。前者不但存在选题过程，而且延续到以后的研究中。
    如何才能发现问题、抓住问题？首先要独立思考，破除迷信，不迷信权威，不迷信古人，不迷信洋人。破除迷信并不是摒弃科学理论的指导，不是摒弃前人的研究，不是靠拍脑瓜冥思苦想；而是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和分析。具体说来：
    首先要认真读书。
    读书有泛读，有精读。泛读可以扩大知识面，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和动态，这是很重要的，不能把自己的视野局限在孤立的一点上。但光是泛读扎根不可能深。要想建立学术研究的深厚根基，选择重要的书精读是十分必要的。许多学者，尤其是搞古代文史的人，提倡有“看家的书”，把它搞深搞透。要搞深搞透，就要认真地、一字一句地读。陈垣先生说过，读书而不认真，也是发现不了问题的。我上大学时，刘节先生给我们（两个学生、两个年青教师）讲《左传》，从头到尾，一字一句的讲，讲完一段，大家讨论，提出问题，刘先生给予解答。每周一个半天，这样讲了一年多。虽然没有讲完，但已使我们受益匪浅。听课前要预习，听课后要复习，思考听课中提出的问题，有时找其他材料对照看，还随手写下心得、笔记。这样，不但积累了不少资料，而且对《左传》所反映的时代有一种真切的感受。我大学的毕业论文写春秋时代社会变革中的郑子产，主要取材于《左传》及有关的史料，我还勉力做了一个春秋大事年表。这些手稿可惜都在文革中丢失了。但精读《左传》使我打下较好的文史基础，养成对重要的书籍、文章、史料认真阅读、反复推敲，写读书札记的习惯。这样，读书的过程不但是积累资料的过程，也是形成思想观点的过程。文革后期，我又系统地读了一遍《左传》。文革后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春秋赋税制度及其演变初探》，就是在《左传》读书札记基础上写成的。以后，我转到原始农业、农业经济史、民族经济史等方面的研究，与《左传》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读《左传》打下的基础实际上仍然在起作用，可以说是使我终身受益。我并不认为每个人都要精读《左传》，读什么书，应该根据不同专业、不同学习研究方向去挑选，但不管哪个专业，都应该下工夫精读若干重点的书，包括理论著作、近人论著和重要原典，对于研究而言，这可能是最重要的奠基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