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研究是在世代积累的基础上进行的，要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必须提出和解决新的问题，或者对老问题作出新解释，而这些都离不开对史料的新发掘。陈寅恪先生说过：“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充分说明新材料对于史学研究的重要性。但对“新材料”的理解不宜过于狭窄，它既包括原来不知的新发现的地下和地上的材料，也包括原来就有但没有受到重视的材料，甚至还包括从旧的材料中发掘出新的意蕴，做出新的解释。20世纪史学的发展有两条主线，一条是史观的进步，另一条是史料的开拓。每一次重要的史料开拓，都伴随着史学的巨大进步，并往往导致新的学术风格或新的学术流派的形成。例如陈寅恪的诗文证史，王国维的二重证据（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傅衣凌利用民俗乡规、碑刻实物、民间文书证史，把对社会历史的细部的考察和宏观把握结合起来，形成了“社会经济史学派”。从农史学科的发展看，文革以前农史研究主要利用农书的材料、文献的材料、方志的材料，文革以后考古资料和民族学的资料被广泛用于研究，大大推动了农史学科的发展。在新世纪到来的时候，人们可以发现，历史学的资料来源大大开拓了，历史学的资料基础更加雄厚了。
    可供历史研究的史料非常之多，可以有不同的分类。例如，按时效性原则划分为原始史料和第二手史料，按载体的不同划分文献史料、实物史料、口述史料和非物质性史料（如语言、习俗、道德行为、宗教信仰）等。也可以按材料的来源分为三类：1.传世文献（包括古代的和近现代的各种文献、档案）。我国传世文献之丰富是世所罕见的，“汗牛充栋”不足以喻其多。2.考古材料（包括出土的实物资料和简帛文书）。这类材料实际上古已有之，二十世纪近代考古学的引入和发展，导致大量文物出土，极大地推动了历史学的发展。3.保存于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史料。这类材料，其内容既包括知情人对近现代历史的回忆、追述及有关记录，也包括保存于现代社会中的古老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其残余；其载体则既有实物形式（如传统的工具、用具、设施，保存至今的古碑刻、古建筑、古村落等）、文字形式（如日记、回忆录、账单、契约等），也有口碑形式（如民谚、访谈）、非物质形式（如尚未形成文字记载的、反映古老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民族学和民俗学现象）。现在文博界把历史文化遗产区分为“有形”的和“无形”两部分，提出不但要重视“有形文化遗产”，而且要加强对“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研究。上列的后两类，就是属于“无形文化遗产”的范畴。上世纪90年代，农史界的前辈之一，长期从事农谚收集整理工作的吕平先生提出建立“考现学”的意见。“考现学”对象、范围、理论、方法是什么，作为一个学科当前能否成立，这是可以讨论的，但现实社会中，确实存在许多可供研究历史利用的“活”材料，这是绝对不应忽视的。其实，在历史研究中对这类材料的使用是古已有之的，例如，太史公就很重视“考现”。当代史学大家范文澜曾把民族学的材料喻为“山野妙龄女郎”，盛赞刘尧汉先生利用民族学材料治史的成果。为了与传世文献和考古材料相区别，不妨借用吕平先生的概念，把这类材料称之为“考现”材料。如果我们能够充分发掘传统文献、考古材料和“考现”材料，并把它们结合起来，我们就会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我们的研究就会更加得心应手。
    我本人受到梁钊韬老师的影响，曾与黄崇岳、卢勋等人合作，把文献材料、考古材料和民族学材料起来结合，用以研究中国的原始农业和原始经济。我们在实践中深深感到，这三种材料相结合，互相发明、互相印证，可以解决单靠一种材料所难以解决的问题，颇有“左右逢源”（徐中舒语）之乐。但我们这种研究方法似乎与传统的方法不大一样，涉猎若干领域，拉拉杂杂，很不专一。80年代初，有人问认识我的一位先生：李根蟠怎么样？这位先生说：李根蟠嘛，有点本事，但他是一个杂家。意思是算不上专家。我心里很不服气，怎么这样研究就上不了台盘呢？所以我曾对人说：我呀，是“师法百家，以我为主，东拉西扯，不离其宗”。当时未免有点年少气盛，不过至今我还不认为我们走的这一条是算不上治学正途的邪路！
    收集材料要充分利用各种书目、索引和其他工具书。老一辈学者都把目录学作为治史的主要门径之一。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信息化的时代，电脑和网络为我们查找和检索史料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例如，四库全书由于卷帙浩繁，没有一个人能够把它通读，对它的利用不能不受到很大的限制。现在有了全文检索的电子版四库全书，只要把主题词敲进去，就可以快捷无遗地把分散在全书中的所有有关材料找到，四库全书的利用价值也因而大大提高了。把这种工具好好地利用起来，是史学研究现代化所不可缺少的。但是，不管电脑检索如何方便，它代替不了读书。《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曾经收到题为《地主探源》的稿件，说“地主”一词先秦即已出现，主要指土地神，晋代开始有了“土地所有者”的含义，等等，文章罗列了许多材料，一看就知道是从电脑上检索二十四史的有关材料编排而成的。但作者不知道，作为一种阶级成分的地主，或土地所有者意义上的地主，原来并不叫地主，而是叫“田主”，“田主”一词春秋时代已经出现了；而秦汉时代，地主一般称为“豪民”、“豪强”。所以尽管作者对古代文献中“地主”一词的材料收集比较全面，但却说不清楚现代意义的“地主”概念是怎样发生和演变的。这个例子说明，电脑不能代替读书，不能代替人脑。电脑检索是为了找材料，找材料不等于读书。刘家和、何兹全先生谈到了读书和找材料的不同。书是一个整体，材料只是书中的一部分。把书作为整体来读，才能得其真意。为找材料而翻书，材料是从整体中尸解出来的，弄不好就会走样。读书、精读书，才能读出学问；为找材料而翻书，翻不出真学问。他们的意见完全适用于处理电脑检索和读书的关系。在信息时代，认真读书仍然是做学问最重要的基础。
    我们这样说，丝毫没有贬低电脑网络作用的意思，只是要求摆正其位置；而摆正位置正是为了更好地利用它。如何利用电脑检索资料进行历史研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崭新课题，希望有人能系统总结这方面的经验和方法。在我看来，利用电脑检索资料起码应该注意以下几点：1.对检索的问题应该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要具备必要的知识；2.对检索的文献要有必要的了解；3.利用多种不同的匹配进行检索，既可以扩大材料来源，又可以防止片面性；4.电脑录入难免有差错，需要核对原文，有时还要进行校勘；5.对检索得到的材料，应该看它的上下文，防止断章取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