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研究生说，他们在阅读时看看这篇文章讲的有理，看看另一篇不同观点的文章讲的也有理，无所适从。这是初接触某个领域或某个问题时经常遇到的情况，究竟如何鉴别其是非？我想最主要的是，阅读一篇文章时，不但要看它的结论，而且要检查其立论的依据，查看原始资料。简单说，就是“刨根问底”。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20世纪30年代在北平师范大学教授历史时，曾经开过一门“史源学实习课”，就是教学生如何“刨根问底”的。陈垣先生认为，“读史必须观其语之所出”，“史源不清，浊流靡己。”也就是说，必须检查史著中立论所依据的史料来源，以考察其根据是否可靠，引证是否充分，叙述是否正确。这样做，可以“练习读史之能力，警惕著论之轻心”。一般选用近代史学名著，如赵翼的《廿二史札记》、顾炎武的《日知录》为研究的对象，要求学生从四个方面寻考史源：“一看其根据是否正确：版本异同，记载先后，征引繁简。二看其引证是否充分。三看其叙述有无错误：人名、地名、年代、数目、官名。四看其判断是否正确：计算、比例、推理。”正确的可“知其用功之密”，不正确的也“知其致误之原”。这样做，不但锻炼了学生阅读史著、寻找史料的能力，而且培养了学生独立思考、破除迷信的精神。因为即使是名家，也并非百分之百的正确，一旦发现名家在引证史料中的讹误，就会大大激发起学生治史的兴趣和信心。这和李政道“求学问，先学问；先学答，非学问”的精神是一致的。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兰克也说过：“人们在使用他的著作以前，必须先问问，他的材料是不是原始的；如果是抄来的，那就要问是用什么方式抄的，收集这些材料时用的是什么样的调查方法。”这种刨根问底以做出基本判断的方法，是非常重要的带有普遍意义的读书方法。在20世纪的史坛上，陈垣培养了一批功底扎实、学问高深的俊才，应该说，与运用这种培养方法有密切的关系。
    余生也晚，没有在陈先生及其弟子的门下受教，但我长期从事编辑工作，有时也使用类似的方法。一篇文章，要判断其立论是否能够站得住脚，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检查其主要论据的来源，根据是否正确、充分，解释是否准确、合理。这种方法有时也用到了阅读和研究其他人的文章上来，对我的研究工作很有好处。大家可以看我写的《长江下游稻麦复种制的形成和发展》一文，不难发现其中类似“史源学”方法的影子。
    其次是关注学术动态和学术史。
    一个人的学术研究看似个人行为，实际上是社会行为的一部分。你搞某个领域或某个课题的研究，不可能是孤立的，必然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你必须首先了解前人做了什么工作，解决了什么问题，还有哪些问题没有解决；近人正在进行什么研究，取得或将要取得哪些进展，正在讨论和探索什么问题。只有了解了这些，你确定研究选题和方向时才不会陷于盲目性，你的劳动才不至于是无效的或重复的，你才能把力量用到最有意义的地方上去。
    我国著名世界史专家吴于廑先生认为，“任何一个时代的历史学，包括治学方法、学术观点、历史思想以及由此完成的著述，其自身就是历史的产物。”人们的研究不能离开他所处的时代，不能离开他所从事的学科既有的发展，因此，他认为治史必须兼治史学史。这也成为吴先生治史的一大特色。这是很有见地的。也和我们上面所说的意思吻合。前人的研究固然属于学术史的范畴，近人的研究则是活的学术史。治史不但要研究既往的学术史，而且要关注正在上演的活的学术史。
    我本人比较注意学术动态和学术史是与我长期从事编辑工作分不开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组织编写年度的经济史研究述评，从1993年开始每年组织不定期的“经济史论坛”，每次会前都印发围绕讨论问题的专题综述。在这基础上，我还参加撰写改革开放以来和20世纪经济史研究的综述。这些述评和综述受到学术界的欢迎。这虽然是一种服务性的工作，但对我的研究工作也很有好处，一是使我对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学术史和学术动态有较多的了解，开阔了我的视野，使我在选题和研究时能够心里有数；二是锻炼了把握问题概括和提调材料的能力。
    我并非主张每个人都去专门研究学术史或以主要力量去跟踪学术动态，但起码应该对学术史和学术动态有所了解，这对于正确发现和把握问题，确定研究方向和着力点，并非可有可无的。如果你确定了某个研究课题，则对该问题的研究历史和现状的系统了解，更是必不可少的。
    第三是要关注现实。
    研究历史为什么要关注现实？历史和现实是不能割断的，在现实生活中总是存在着许多历史的积淀、痕迹或残片。分析这些积淀、痕迹或残片，对于认识历史是重要的，甚至是必要的。历史研究往往走着逆向发展的认识路线。从这个意义上讲，“以今证古”有其合理性。同时，任何历史研究都不能离开他所处的时代，不管自觉或不自觉，他都只能根据这个时代所达到的认识水平和所提出的问题来重新审视历史。我们应该自觉地关注现实，从中发现需要研究和值得研究的问题。
    当然，关注现实不等于媚俗和跟风。历史工作者应该通过自己独立的、诚实的研究为现实提供借鉴。
    三、广泛收集和利用各种材料--解决问题的基础
    发现问题很重要，但它只是研究的前导和起步，解决问题才是研究的目的和完成。历史问题的解决就是要获得对该历史问题的正确认识，所以归根到底是要遵循从实践到认识，从感性到理性的唯物主义认识路线。既往的历史过程不能像自然界物理化学过程那样在实验室里再现，认识历史主要依靠各种史料。历史是一门实证的科学，要靠材料说话；历史问题的解决首先需要掌握充分的材料。所以，收集材料是最基础的工作。恩格斯讲过：“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20世纪30年代，傅斯年曾经提出“史学本是史料学”的论断。这个论断有片面性，但它强调史料对史学研究的重要性却是有积极意义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一分材料一分货，十分材料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仍然是治史应该遵循的准则。对于一个学科发展，全面收集整理有关材料是最重要的基本建设。当年万国鼎先生研究农史，就是从收集整理资料做起的。在万先生的主持下，这一工作从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开始，解放后得到党和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终于完成了一整套庞大的农史资料的编纂。这套资料，为农史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准备了重要的条件，成为农业遗产研究室的“镇室之宝”。这种重视资料收集整理的好传统，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
    关于收集材料，有的史学界前辈提出“竭泽而渔”，即要求把有关的材料尽可能没有遗漏地收集齐全。这应当是我们努力的目标。但是，中国的典籍汗牛充栋，唐以前的书尚有可能读完，宋以后尤其是明清以后的书是读不完的，何况还有大量其他的史料？在信息爆炸的现代，即使是一个具体的问题，要把有关材料“竭泽而渔”，恐怕一辈子都得耗进去。我们当然不能这样使用力量。如何即能掌握研究问题所需要的充分的材料，而又不至于被史料的海洋所淹没？我想可参照现实研究中典型调查解剖麻雀的方法，把研究的范围缩小，从具体问题入手，以小见大。即使研究涉及范围较宽的问题，亦宜点面结合，既要有若干点（个案）全面具体的材料，又要有面上基本情况的材料。有了这些材料，才有解决问题的基础，只靠浮光掠影地摭拾若干例证是无济于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