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中国当代史学界，“年鉴学派”的引介事实上却构成了对既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冲击和挑战。赵世瑜教授以及不少社会史的积极倡导者都批评道，既有的历史研究模式并不脱传统政治史的窠臼，或者说“回到传统政治史的老路”（注：关于社会史学者对既有历史研究模式的批评，参见赵世瑜等《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乔志强等《社会史的研究对象、知识体系及其学科地位》、常建华《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收入周积明等主编《中国社会史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将既有的历史研究模式归结为“传统政治史”，似乎并不恰当，也非公正，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史擅长于从宏观角度透视中国古代社会的总体性的结构特征，而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政治史、思想史也都关注着“事件”、“人物”、“观念”的“历史背景”，并力求以后者来解释前者的产生与消失。那么，作者以及其他社会史学者又何以将既有历史研究模式名之为“传统政治史”呢？也就是说，既有的历史研究模式染上了怎样的痼疾、陷入了何种僵局呢？
    当“唯物史观”成为“惟一的”科学原理被法则化之后，社会经济史主要从考察土地占有关系入手，分析生产关系，从而揭示社会阶级关系。社会结构往往被简化为以经济利益划分的阶级关系，而阶级关系又往往被简化为地主和农民两大阶级的对立斗争。按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土地占有关系-阶级关系”这一简化了的社会结构遂成为一切历史现象包括政治变革、王朝兴亡、思潮转移的终极原因。这种从单一视角出发而构建的社会现象之间单一线条的联系，形成了对复杂历史现象的单一的解释模式。这使得马克思主义史学从整体上不免有用“阶级关系-社会政治斗争”来解释一切的“政治史”之嫌。再有，简单化的社会结构及其逻辑演进，其实只能“大而化之”地解释中国史上的重大变故和盛衰兴亡，也就是说，简单和笼统的“历史背景”无法真正有说服力地解释“事件”的兴起，“历史背景”与“事件”的联结不免牵强附会。结果，对重大历史变故的解释不得不借助、甚至暗袭“政治史观”，惟用国家政治层面的因素包括大人物及其思想决策来说明问题。比如，在大学历史教科书上，对于汉武帝的“独尊儒术”，除了讲到这是顺应封建地主阶级之专制统治的客观需要，便是铺陈董仲舒的对策和汉武帝的决断。于是，着重结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就与着重于考证叙事的政治史合流，在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宏大框架内填充着经过精密考证的、标志了“进步”与“反动”的政治事件，形成了一套相当严密、自足、连贯的对中国历史的整体性解释。而“土地制度-阶级关系-政治、文化斗争”这种社会现象之间单一线条的联系，遮盖、取代了“全社会各个不同方面的丰富内容及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1]（p457）或者说，这种单一角度的对社会结构的整体分析阻碍着从不同角度出发的对复杂、丰富的社会层次、体系及其相互关联的认知。既有的历史研究模式，不乏“长时段”的“社会结构”分析，不乏对社会民众及其力量的关注，但都成了对上述“单一视角”、“单一线索”的构筑和强化。
    正是针对这一几乎成为思维惯性的进入历史的“单一视角”和“单一线索”，作者对“社会史”特征的把握并未将重点置于“长时段”、社会“结构”以及“眼光向下”，而是更加强调考察“长时段”社会“结构”所必须具备的那种关注社会现象之间复杂关联与互动的眼光与视角，即切入历史社会的以复杂性为要的多重、多维视角，亦即“综合的”、“整体的”视角。（注：这是作者反复强调的社会史的特征。参见《狂欢与日常》附录部分。）作者曾引用伊格尔斯对费弗尔《费利普二世与弗朗士-孔泰》的评论：“他否认社会实体中任何个别成分：经济的、宗教的、政治的或地理的，具有首要作用。他认为，上述成分形成一种合力”，并以此说明作为社会史基本特征的“综合性”和“整体性”。[1]（p453）可见，“综合的”、“整体的”“社会史”眼光，不会孤立地分析某一侧面，也不会孤立地强调个别侧面的决定作用，而是把注意力集中于揭示特定历史社会内部各要素、各组成部分的复杂互动。作者还举例说明了怎样才是“综合地、总体地研究某一个历史事象”。比如，“认定宗族是巩固封建统治的研究归为‘政治史’的研究，而分析特定时空中宗族的社会组织形式等结构特征的研究则被视为‘社会史’研究”。又如，刘志伟通过对广东番禺流传的“姑嫂坟”传说的研究，考察了珠江三角洲地区女性特殊的社会角色，以及儒家正统文化对地方传统的“入侵”，而如果对女性的研究总是“循着族权-夫权的模式，离不开妇女受压迫和妇女解放的惟一思路，它就不可能是社会史”。再如，岸本美绪曾著文分析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自缢煤山的消息如何传播到江南社会的具体过程，“直指明末清初动乱时期人民的意识与心理”，并从这一角度阐释江南地区的抗清活动，“而传统的政治史则通常用‘民族矛盾’或‘阶级斗争’等标准来解释当时人们的各种行动”。[1]（p418-419）
    可见，社会史的要务，在于摆脱“阶级关系-社会政治斗争”这一单向度、单线条的历史解释思路，而立足于不同的社会“要素”或“成分”，多角度地进入历史，把握多层面、多样化的社会结构关系，从而揭示历史变动背后复杂的多元性的动力机制，构成多线条的、而非“大一统”的历史-时间。作者在《狂欢与日常》中对明清时期民间社会与民间宗教的研究，正是立足于“综合的”、“整体的”社会史立场。有学者曾经评论道，作者吸收人类学、社会学的课题、视角对民间宗教所作的研究，“代表一个丰富的文化史，而且这个文化史的过程与以政治史为主线的历时进程有别”[1]（p418）。
    为了形成这一“综合的”、“整体的”社会史思路，作者针对使既有历史研究模式无法成为真正社会史的两大问题，强调了以下两个重点：一、作者特别强调要突破历史学内部的学科分类，以形成观照历史现象的“整体性”视角；现行的历史学学科体系承袭了实证史学的学科分类，对历史流程进行条块分割，政治史、思想史、经济史、军事史等等专门史的壁垒日渐森严并固化，“专业”一词往往暗含着研究者的视野难以越雷池半步，而在解释某一特定历史现象的深层原因时，又经常按照思维惯性追溯到当时历史社会的“阶级关系-政治斗争”上。作者指出：“正是因为传统史学通过主观的学科分类方法把历史肢解了，因此历史研究距离科学的历史认识越来越远”，“新史学才提倡整体史学”。[1]（p417）“总体史绝不仅仅只有时间或者空间上的意义，它更多地是表示跨学科、跨领域的整合。”[1]（p451）基于此，作者坚决反对按传统学科分类标准，将社会史与政治史、思想史等等并列起来，限定其研究对象和领域，使之成为一门“专门史”。二、作者特别强调要突破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边界，积极引入其他社会科学的视角、课题、理论模式，以形成历史研究的中间层次的多元化解释模式。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本是着眼于长时段的社会结构的社会史，然而，由于许多社会科学遭到封禁，“能给予社会史研究以无限活力的多学科、跨学科研究方法，在这一时期几乎无人问津，社会史的重要特征之一--对分析、解释的强调--这时变得极为简单和单一”。那么，只有重新展开与各社会科学的对话，历史学者才能变得“善于创造和使用丰富而适当的解释工具”[3]。作者在本书《附录》中，列举当代国内外社会史研究的若干实例，论述了历史学从其他社会科学那里所能受之惠，但是，他最为关心的是，历史学在与其他社会科学“联姻”之后如何能保持“历史学本位”的问题，也就是说，历史学从其他社会科学那里得到的，不应该是盛装事实的现成的理论筐子--这将带来新一轮的“以论带史”，历史学必须以其他社会科学的视角和理论，磨练自己透视历史演化的洞察能力，而不断揭示、开掘历史的深层动力。这是社会史作为高度理论化的史学所面临的严重的内在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