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综合的”、“整体的”社会史研究范式的形成，首要地、从根本上依赖于史家观照历史的“立场”的转换。史家“眼光向下”地投入“民众、基层社会和日常生活”，不一定带来“立场”的真正变化：仍然是“不自觉地居高临下地审视它，而不是设身处地地同情理解它”。[1]（p2）于是，对民众历史的解释往往又重新整合进了从国家权力、意识形态出发所构建的历史流程，或者干脆“猎奇猎艳”，成了“剩余的历史”。因此，史家“立场”的转换，在作者看来，首先是史家新的主体意识的自觉，即能真正的“自下而上”地看历史：“要从民众的角度和立场来重新审视国家与权力、审视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审视帝王将相、审视重大的历史事件与现象。”[3]这就是说，社会史作为社会民众的历史，首先意味着史家立场、主体意识的多元性，从而是历史建构主体的多元性：在“历史”中，不只有“国家”的历史，还有“区域社会”、“基层社会”、“特定社会群体”乃至“个人”的历史；在“政治”中，不只是国家机器的组织和运作，还有基层社会相对独立的组织方式和权力网络；在“文化”中，不只是经典文本载述的“中国文化精神”，还有民间信仰、大众宗教文化、地方传统。正是种种差异、分歧的“政治”、“文化”和“历史”构成了复杂的张力，从而整合成为具有统一性的中国文化、中国社会及其历史。那么，史家观照历史的主体意识和立场，更进一步，是应该充分体现社会史“综合性”、“整体性”的特征的，即史家的“主体”不应固着于某种特定的立场，而是应该流动起来，实现“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有机综合，以形成“整合的历史观”：“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要了解历史上的社会是如何结成一个整体的，这个整体的各个部分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它们是怎样进行着相互之间的调适，从而使社会能够正常地运行，这个整体的背后究竟有哪些力量或因素在起作用，等等。”[3]只有确立起这种观照历史的新的主体性立场，社会史才能真正成为一种全新的历史阐释方式，才能真正构成研究“范式”的转换。也就是说，当代中国史学的“范式”转换，首先乃是史家社会身份以及自我意识的重新定位。那么，这一“范式”转换，就决非史学试图突破自身危机的学科发展所能解释，而与当代中国社会与文化思潮的重大变迁紧密联系在一起。
    二社会史的宏图远志
    赵世瑜教授曾批评当前的社会史研究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新瓶装旧酒”，对社会、文化事象的研究往往变成对以往通史若干结论和判断的重复论证；二是只有简单叙述，缺乏对重大历史问题的反思和解释。[3]看来，他所主张的作为新范式的社会史，致力于以新的立场、思路和解释工具面对中国史上的重大问题，并力求给出对流行见解形成挑战的新的解答，也就是说，社会史的目标指向对中国历史的新的整体性认识。那么，社会史将如何为中国史上的重大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呢？相对于我们熟悉的中国通史框架，其总的方向与意义是怎样的呢？就让我们在作者的具体研究实践中寻找解答吧！
    《狂欢与日常》所展现的，是以寺庙、庙会为中心，以民间信仰、仪式为内容的历史-生活世界，这是一个对我们而言既陌生又熟悉的世界。在一般的历史教科书中，除非作为农民起义的渊源和组织形式，这个世界很少出现。然而，比之儒家士大夫“修齐治平”的思想体系和生活方式，被斥为“迷信”的民间信仰及其包蕴的全部文化心理内涵，有着更加强韧的难以衰竭的生命力，至今仍然是活生生的生活现实。翻阅本书，一些从未有过的疑问随之出现：宋以后高度理性化的儒家哲理与多神崇拜的“大众宗教文化”如何形成同一个文化体系？其间存在怎样的张力？这些作为信仰仪式、生活方式、精神氛围而存在的“大众宗教文化”，对于我国人民的生活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发挥着怎样的功能？以兴盛的民间信仰与宗教文化为背景，应如何理解宋以后“礼教下移”、“三教合一”的文化趋势？等等。正是由于作者有着“综合的”、“整体的”历史眼光和研究方法，本书决非对于非主流文化事象无关宏旨的发现与描述，也不是对于既有历史结论的事例补充或简单反证，而是自觉地指向中国历史的重大问题，从而透露着新的通史意识，这应当是“自下而上”的一大要义吧。
    民间的寺庙与诸神，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无疑具有显赫的位置，然而，我们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般观念，则大都得自于士大夫精英撰述的经典文本，作者通过考察“大众宗教文化”，对之有所质疑、反拨，有意揭示了统一性的“中国传统文化”内部的复杂与歧异。如《中国传统庙会中的狂欢精神》就告诉我们：“反礼教”如何成为“礼教”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正如我们熟知的那样，儒家伦理即“礼教”不但是国家政治、法律、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而且渗透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民众的观念-行为规范。儒家道德学说基于自然情感而将之合理化、规范化，也由而导致了“天理”对“人欲”的贬斥和压制，世人因而对我国国民性格产生一种成见：中国人是习惯于压抑情感，服从既定规范的。但作者却发现，在遍及中国大地的“庙会”活动中，实际上贯穿、体现着与礼教背道而驰的“狂欢”精神，士大夫中的有识之士也能认肯庙会狂欢的“调节器”功能，原本存在隔阂、矛盾、对抗的地域社区也在庙会狂欢中强化了整体认同。在这个意义上，反礼教的庙会狂欢也就被纳入了礼教的轨道，形成民众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有益张力。
    近代中国的中西文化冲突，几乎是百余年来最吸引人的历史景观，而《寺庙宫观与明清中西文化》所展现的中国民间诸神与上帝之间的争斗，与我们一向关注的精英思想界中的“中西文化冲突”大有不同。在流行的“现代化”史观看来，民间信仰乃是“封建迷信”，而西方基督教则是“先进文化”，清廷之驱逐耶教、近代教案乃至义和团都是中国文化自闭、保守的病象表征，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坎坷曲折。这种“现代化”史论，不过是给近代教案、义和团运动贴上了与“反帝爱国斗争”相反的政治标签，但同样都是从既定价值目标出发的目的论评判。作者的研究则表明：民间诸神与寺庙体现着、也支撑着民众的观念一行为体系，其中自有一整套坚强的信念与伦理，而在明清时代，“上帝”却拒绝对之予以同情，并采取了极富攻击性的姿态，这恐怕是“传统”无法接纳“先进文化”的根本原因。更具启发性的是，作者力图从长时段的文化史视野，从民众观念心态、生活方式的角度，对近代以来作为重大政治事件的教案、义和团、太平天国运动进行理解，以揭显其中更为深厚、长远的文化心理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