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史学行经清乾隆、嘉庆时期，出现了亘古未有的考据大潮。考据之风席卷经学、史学、文字学、音韵学、天文学、历算学、金石学、舆地学等各个学科，成为整个学界的主潮。风气所趋，不用说读书人“竞为考订”，就连清室帝王、达官显宦甚至富商大贾都要附庸风雅，摇头晃脑地跟着学者们说几句考证的“行话”。
    面对汹涌的考据潮，章学诚（1738～1801）不畏同行“隐恨”和谩骂，独立潮头，大声疾呼：“天下事，凡风气所趋，虽善必有其弊。君子经世之学，但当相弊而救其偏”[1]。在给考据学大师钱大昕的信中，更是一针见血地说：“惟世俗风尚必有所偏，达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隽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载笔之士不思挽救，无为贵著述矣”[2]。在章学诚看来，考据学风最大的流弊是脱离现实，专事训诂，“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3]。如此学风，禁锢了学人的思想，束缚了人们的创见，阻碍了学术的发展，使向来为安邦治国服务的史学成了“竹头木屑之伪学”[4]，完全背离了史学经世之要旨。
    章学诚出于史学家的良知和责任，在呼唤学人奋起挽救学风的同时，自己不惜“乖时人好恶”、“逆于时趋”，以“六经皆史”为纲领，以“史学经世”为宗旨，向主宰学界的考据学风发起挑战，对考据学的观点、内容、方法进行全面、系统的抨击。在毫不妥协的批判过程中，建构了以“史学经世”为核心的史学理论体系，最后结撰成体现他全部学术思想和史学价值观的《文史通义》一书。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及其史学理论，对史学经世思想的复兴，对清朝中、后期的启蒙思想家之变革思想的形成产生了积极影响。正如梁启超所说：“学诚不屑屑于考证之学，与正统派异。其言‘六经皆史’，且极尊刘歆《七略》，与今文家异。然其所著《文史通义》，实为乾嘉后思想解放之源泉。”[5]
    （一）
    公正地说，清乾嘉年间盛行的考据学在中国学术史上有不可抹煞的学术地位。许多考据学家凭借深厚的考据功底，在对古籍辨别真伪、校勘讹误、注疏训诂、补辑遗阙、订正史实、考镜典制、整齐故事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为后人阅读、研究古籍扫清了许多障碍。对此，章学诚是清楚的，他严厉斥责全盘否定考据学的袁枚为“丧心病狂”[6]就是佐证。所以，章学诚批判考据学不是不分青红皂白，而是针对繁琐考据学风给学术和社会造成的流弊。细察其锋芒所向，是多方面的，概言之，主要有以下四端：
    第一、尊经抑史。自西汉以降，经史分野始泾渭分明。至宋明时期，理学家崇尚心性义理，纷言“经精而史粗”、“经正而史杂”，更甚者诬读史人是“玩物丧志”，结果使“说经者日多，治史者日少”[7]。当清考据学风盛行后，尊经俨然成为天经地义之事，史学庶几无人问津了。正如江藩所言：“自惠（栋）、戴（震）之学盛行于世，天下学者但治古经，略涉三史，三史之下茫然不知”[8]。
    面对如此尊经抑史的文化传统和严重现实，对酷爱史学、深谙史学经世功能的章学诚来说，这是无法忍受的。于是，他针锋相对地提出“六经皆史”，在他的《文史通义·易教上》篇中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道出了他的这一学术心声。此绝非感情用事，也不是要以史抑经，而是旨在去除人为地给经书涂上的神圣光环，使人重新认识经书亦是史书的本质属性，和史学一样发挥经世作用。这一思想贯穿于章学诚一生的学术探索和学术批判之中。乾隆五十三年（1788），在致孙渊如的信中，他首次提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9]继之，他花费四年左右时间，撰写了《经解》、《原道》、《史释》、《易教》诸篇，深入、系统地阐释六经本是“先王政典”的基本特征，诸如：“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而非托于空言”[10]。“古之所为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11]，“六经初不为尊称，义取经伦为世法耳”[12]，等等。
    很显然，在他眼里，六经之所以“皆史”是因为其是先王的“政典”，而这些政典是用以“经纬世宙”的。六经开始被称为经，并非尊称，不过是“义取经伦为世法耳”，故六经的根本价值在于“经世”。正是从这一基点出发，至嘉庆五年（1800），即章学诚辞世的前一年，撰成《浙东学术》篇，他推出了“史学所以经世”的宏论。他说：“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13]离开现实去谈古代，离开人事而空谈义理，只是空言著述，绝达不到经世的目的。作为学者不懂这个道理，就不配谈史学。这辛辣的嘲讽表明了章学诚对脱离现实、专事训诂的考据学风和那些考据学家强烈的愤慨。
    章学诚还从学术源流上详加论述“史之起源，实先于经”、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等观点，对批判考据学派尊经抑史的错误倾向也收到积极效果。
    第二、“舍今求古”。这是乾嘉考据学又一突出弊病，自然也是章学诚着力抨击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