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章学诚以超人的学术勇气在批判汉学之繁琐、宋学之空谈的同时，以“六经皆史”、“史学经世”为宗旨，在系统清理传统史学的基础上，开创性地建构了新的史学体系，为走进死胡同的乾嘉史学带来了新的生机。
    章学诚鉴于“纪传行之千有余年，学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裘，渴饮饥食，无更易”的流弊，大胆提出了“史为例拘，当求无例之始”的意见。所谓“无例之始”，就象《尚书》那样，“因事命篇，本无成法”。章学诚基于这样的主张，矢志“创立新裁，疏别条目，较古今之述作，定一书之规模”。其“规模”是以纪传为主，以图表为辅，而传则为包括典章制度、人物、言论、文章在内的新的史书体裁。
    章学诚的史学抱负没有“载诸空言”，而在两个方面得以充分展现：
    第一、花费毕生心血结撰成《文史通义》。该书是他“六经皆史”、“史学经世”、“著史贵知其义”、“义理参之于时势”、“具史识必知史德”、“史为例拘，当求无例之始”等著名史学理论的生动实践，是他对传统史学校雠得失、“斟酌艺林”、“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宝贵成果。总之，这是一部博大精深、“贵知史意”的史学理论著作，对遏制脱离现实的考据学，对廓清传统学术之得失，对推动清代史学的发展，都做出了空前的贡献。正如他自己所言：“拙撰《文史通义》，中间议论开辟，实有不得已而发挥，为千古史学辟其榛芜”[33]。
    第二、编修方志。这是章学诚史学理论最为精采的体现。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论文甚多，兹不赘述。简言之，章学诚在方志学方面的贡献，当首推论定方志的性质是历史而非地理，即“志乃史体”[34]。其次，规定志书内容应以历史文献为主。再次，论说志书体例宜立三书（即“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在机构上建议设立志科。以上诸点，都是开创性的。
    章学诚在他的史学理论和修志主张的指导下进行了修志实践。他除参与制定两湖麻城、常德、荆州等志书的体例外，“其创作天才，悉表现于和州、毫州、永清三志及《湖北通志》稿中”[35]。最能体现他史学理论思想的为其最后编修的《湖北通志》，该志书体法精当，含有纪、图、表、考、政略、列传，还附有掌故、文征、丛谈等。章学诚的方志理论，特别是他的修志实践，为中国方志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框架，提供了实践样板。梁启超说：“方志学之成立，实自实斋始也。”[36]当非溢美之词。
    （三）
    在考据学风风靡乾嘉时期整个学界的时候，章学诚不以风气为重轻，独树一帜，向当时学界主潮发起挑战，并按自己的史学理论观点进行了前无古人的史学实践，为中国古代史学留下了最后一部杰出的理论著作《文史通义》及几种开创性的志书。对此，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原因、什么力量造就了这位“独胆英雄”呢？这是个复杂的问题，三言两语难以说清。这里试作一分析，看来主要有三个因素：
    第一、深悉社会现实。章学诚生活在清王朝由盛转衰的时代，当是时，朝廷奢侈腐化，官吏贪污成风，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全国各地的反抗斗争连绵不绝。可以说，在“盛世”背后，已是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章学诚“以贫贱之故，周流南北，于民生吏治，闻见颇真”[37]。就是说，他于谋生的奔波之中，对社会有了深深的了解，他的《上执政论时务书》说明了这一点。他在书中说：“近年以来，内患莫甚于蒙蔽，外患莫大于教匪，事虽二致，理实相因。……今之要务，寇匪一也，亏空二也，吏治三也。盖事虽分三，寻原本一，亏空之与教匪，皆缘吏治不修而起。故但以吏治为急，而二者可以抵掌定也。”[38]他特别是对整个官吏队伍狼狈为奸、“上下相蒙”、“蠹国殃民”，致使民穷财尽、国库空虚、“官逼民反”等社会问题揭露得淋漓尽致。此足见章学诚对严峻的社会现实有比较全面、真切的了解，这是坐在“四库馆”、“三通馆”的考据学家们做不到的。正因为如此，强烈的忧患意识使他不能不对完全脱离现实的考据学提出尖锐的批判，不能不为史学发挥其“经世”的本质功能呼号呐喊，使之能为治国安邦服务。应该说，对现实社会矛盾的深刻了解，是章学诚挑战考据学，开创新史学的社会背景和思想基础。
    第二、承继浙东史学。任何杰出人物贡献给社会的思想和理论，少许属于原创，多数是继承和发展前人的成果。同样，章学诚的史学经世思想并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他是承继浙东史学而英勇前行的。章学诚生长在浙东，深受浙东学派的影响。浙东学派的开山鼻祖黄宗羲鉴于明亡之故力倡读史：“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故问学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不为迂儒，必兼读史。”[39]继黄宗羲之后，浙东学派还有万斯同、全祖望等著名学者，他们都是主张史学经世的。作为这一学派的殿军人物的章学诚，极为推崇黄宗羲“以史学经济学”的治学宗旨，盛赞“浙东之学言性命必究于史”的治学风气。浙东史学重视史学经世致用，强调讲天人性命同讲历史事实相结合，这些对章学诚史学思想的形成曾产生重大影响当是不争的事实。可以说，浙东史学是章学诚史学主张的学术渊源。
    第三、明辨器道关系。关于器与道的关系，在封建社会的学人之间争议颇多。一些人认为，“道”先于“器”，即“道先天地而生”。而章学诚从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出发，认为先有“器”，后有“道”，即没有世上的万事万物，也就不会有反映这些事物的“道”。器与道二者关系密切，“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只有对事物进行具体的研究，才能得知推动事物发展的“道”，即章学诚所强调的“即器以言道”。他说：“天下岂有离器言道，离形存影者哉！彼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则固不可与言夫道矣。”[40]更可贵的是，章学诚不仅认识到物质是第一位的，而且认识到社会按一定规律向前运行，其规律是任何人都改变不了的，即使是“圣人”也无能为力。他说：“故道者，非圣人智力之所能为，皆其事势自然，渐形渐著，不得已而出之”[41]。章学诚在强调“物”的重要性时，并没有见物不见人，时时充满人文精神。在《原道上》篇中，有这样一段精采的话语：“天地之前，则吾不得而知也。天地生人，斯有道矣，而未形也。三人居室，而道行矣，犹未著也。人有什伍而至百千，一室所不能容，部别班分，而道著矣。仁义忠孝之名，刑政礼乐之制，皆其不得已而后起者也。”[42]这段话不仅高度概括人类历史发展的态势，而且强调人在改造世界、推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特别是强调有更多的人更多的社会实践，其治国之“道”，才能彰明昭著，治国之制度才能日臻完善。章学诚基于这样的器道观和社会发展观，认为严重脱离历史发展实际的汉学家和宋学家“训诂章句，疏解义理，考求名物皆不足以言道也”[43]，科学的做法应该是“即器以明道”。很明显，正确的器道观和社会发展观是他挑战学界主潮的锐利武器，是他弘扬“六经皆史”、“史学所以经世”、“言性命者必究于史”等主张的学术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