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乾嘉时期文网甚密，读书人为保全性命，便远离现实，“舍今而求古”，埋头于三代、秦、汉的故纸堆中，“唯汉是尊”，“唯古是信”。久而久之，学者们无不“昧今而博古，荒掌故而通经术，……舍器而求道，舍今而求古，舍人伦日用而求学问精微”[14]，这是章学诚极力反对的。他认为，学者们应该知古，但更应该知今，否则，对古籍即使考据得“极精能”，也毫无实际用处。他说：“君子苟志于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为有体必有用也。不知当代而言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经术，则鞶帨之文，射覆之学。虽极精能，其无当于实用也审矣。”[15]由此可见，在章学诚眼里，真正的学者必须研究现实，懂得当代典章制度。因为“涉世之文，不比杜门著述，师古而不戾于今，协时而不徇于俗，斯庶几矣”[16]。只有懂得现实，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更好地为现实服务。
    章学诚在批判“舍今求古”的学术倾向时，还特别强调学术界不该盲目好古，而是通过总结古代历史的经验教训，探求古今殊异的内在原因。他在《说林》篇中说：“所为好古者，非谓古之必胜乎今也。正以今不殊古，而于因革异同求其折衷也。”[17]倡言好古者要从古今历史“因革异同”中寻找原因，总结内在规律，这要比一味好古高明得多。章学诚还进一步指出，那些一味模仿古代和炫耀博古的学者，实质上是忘记了身处的时代和肩负的历史使命，“凡学古而得其貌同心异，皆但知有古而忘己所处境者也”[18]。强调学者研究要同身处的时代紧密联系，这在封建史家中实属凤毛鳞角！
    章学诚批判考据学派“舍今求古”的学风，力主学术研究要关切“当代典章”、“人伦日用”、“官司掌故”、“因革异同”等，这是他“六经皆史”、“经世致用”学术原则的重要体现，也是遏止考据学风的重要举措。
    第三、“皆非史学”。原来乾嘉时期多数学者主要精力是放在考订解释经学上。自钱大昕开拓了考史领域后，一时间，辨证古史之风蔚为大观。代表性成果有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赵翼的《廿二史札记》等。同时，清统治者为笼络读书人，从清初就下诏开设史馆编修明史及其他史书，到乾隆朝更成就煌煌，先后修成《清实录》、《大清一统志》、《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这些著作在章学诚看来，“皆非史学”。他认为，“整辑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19]。他对当时备受尊崇的王应麟所著诸书的批判说得尤为明白：“王氏诸书，谓之纂辑可也，谓之成家之学术则未可也。今之博雅君子，疲精劳神于经传子史，而终身无得于学者，正坐宗仰王氏，而误执求知之功力，以为学即在是尔。”[20]不仅如此，他还从学术史的角度分析，认为自“唐宋至今”也未见过真正意义上的史学：“唐宋至今，积学之士，不过史纂、史考、史例，能文之士，不过史选、史评。古人所为史学，则未之闻矣。”[21]
    章学诚将钱大昕等史家考史之作、史馆编修的长篇巨著及唐宋以来的史部著作通通视为“撰辑”，而非“著述”，这是对乾嘉史学和传统学术史空前的挑战。那么，在他眼中到底什么是史学呢？章学诚认为，“史学”的根本之点是具有“史义”（亦称“史意”）。他再三强调“作史贵知其意”[22]、“史所贵者义也”[23]。“义”是什么呢？即“史家著述之微旨”[24]。就是说，史家修史时，不仅记述史事，更重要的是以他的历史观和价值观揭示史事的本质，总结其历史规律，成一家之言，“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说”。书成后，“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25]，这样的史书才具有“史意”，才可称之为“著述”。这样的著述，才是他所说的“史学”。有如此观点，在乾嘉时代可以说他是独一无二的。当时有人认为，章学诚做学问之道同前人刘知几相似，但章学诚自己却不以为然。他说：“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几。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司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两途，不相入也。”[26]从这段话看，不要说“撰辑”不算“著述”，就连“史法”也不足以为“著述”，惟具“史意”之作，才称得起“著述”。
    章学诚把史学成果分为“著述”和“纂辑”两大类，认为著述是独断之学，纂辑是考索之功；著述是一家之言，纂辑只是排比史料。把“著述”和“纂辑”严加区别，这是他在史学理论上的重大贡献，对当时学风的拨乱反正和长远的学术建设都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当时考据学家把考据学吹得天花乱坠，倡言考据是做学问的“极则”，考索之功“足尽天地之能事”。在如此学术价值观的胁迫下，读书人“逐于时趋，而误以襞绩补苴谓足尽天地之能事也”[27]。很明显，这种史学价值观是错误的。如得不到纠正，历史学就不会有创新和发展，就会失去其根本价值--经世功能，而成为名副其实的沉湎于故纸堆中的“死学”。在如此恶劣的学术倾向严重摧残史学，阻碍其繁荣和发展之时，能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和超人才识针锋相对地直斥考据家们疲精劳神所取得的成果只是“纂辑”，不是“著述”，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史学，这对史学界破除束缚，解放思想，对史学的走向所起到的深远影响当是不言而喻的。
    第四、“空谈性天”。乾嘉时代，宋学失去昔日的辉煌，汉学成为学界主潮。正如姚莹所说：读书人“皆以博考为事，无复有潜心理学者”[28]。尽管如此，坐而论道、空谈义理的流毒还在。所以，章学诚在鞭挞汉学的同时，对“空谈性天”的宋学也进行了批判。他说：“宋儒之学，自是三代以后讲求诚正、治平、正路；第其流弊，则于学问文章、经济事功之外，别见有所谓道耳。以道名学，而外轻经济事功，内轻学问文章，则守陋自是，枵腹空言性天，无怪通儒耻言宋学矣。”[29]章学诚批判宋学，不是不要义理，只是反对宋学家们脱离实际空言义理，“虚尊道德文章，别为一物，大而经纬世宙，细而日用伦常，视为粗迹矣”[30]。离开“经纬世宙”、“日用伦常”而高谈道德文章，背离了“未尝离事而言理”的六经要旨，对这样的空头义理，章学诚是万万不能接受的。因此，他主张“义理参之于时势”，“义理不可空言也，博学以实之，文章以达之，三者合于一，庶几哉周孔之道虽远，不啻累译而通矣”[31]。章学诚一面批繁琐的汉学，一面批空疏的宋学，双管齐下，对肃清理学家们“经精而史粗”、“经正而史杂”等说教的影响，对于提高史学地位，构建史与论结合的新史学产生了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