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法国和联邦德国的经济联系在20世纪50年代已是十分紧密了。难怪布罗代 尔说：“50年代期间，……成为发生两次世界大战的法德对立，……已被成为经济强国 的联邦德国和处于大国地位的法国这两者之间的经济上……的合作所取代”[13]（第433 页）。法德两国的这种紧密经济联系充分说明了两国经济上相互需求的程度，它不仅使 法德再继续以前的对立没有了现实的依据，还能打破政治上的障碍，促进法德的和解与 合作。
    经济上的相互需求只是内因的一个方面，两国政治上的相互需求则是德法和解的另一 个重要原因。
    战败国的地位直接导致了战后联邦德国的国际处境异常艰难，再加上联邦德国各个邻 国对其强烈的不信任感，使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没有发言权。法国毕竟是战胜国，是联 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柏林四国占领成员之一，它还拥有自己独立的军事力量，在 美苏关系上有一定的独立性等。在联邦德国建国初期，百废待兴，而首先改善不利的外 交处境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当时其外交目标大致包括：占领状态的改变；争取国际上的 平等地位，获取主权；重新武装；重新统一等等。这种种目标的实现，如果没有法国的 默许和配合是不可想象的。我们认为，法国的对德政策、态度直接影响到联邦德国外交 目标的实现，影响到联邦德国的进一步发展及西欧的稳定与合作。正因为如此，“阿登 纳政府把化解同法国的冤仇列为对外政策中的头等任务”[14]（第117页），尽量投法国 所好，希望在政治上借重法国达到自己的目标。戴高乐对联邦德国的意图十分清楚，他 在一本书中写道：“德国（指联邦德国）有求于法国者，乃盼望法国帮助它在国际上建立 起它的地位和信心来分担它防御苏联的威胁，尤其是要保住它在柏林的权利，最后当然 是能使德国统一”[15]（第168页）。
    从1952年起，联邦德国国民经济进入所谓“高速发展”时期，国民生产总值实际增长 率在1952-1958年期间平均为7.6%[16]（第196-197页）。经济的发展使联邦德国的经济 实力大为增强。如1955年联邦德国工业生产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所占的比重达8.5%，仅次 于美国（50.5%）、英国（10.2%），居第三位；而1960年则达到9.6%，反而超过英国（7.3%） 而仅次于美国（45.8%），居第二位[10]（第7页）。再看商品的输出情况，1955年联邦德国 的商品输出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所占的比重达7.3%，仅次于美国（18.3%）和英国（9.7%）； 而1960年则以10.0%的比重超过英国（8.8%）位于美国（17.9%）之后[10]（第8页）。另一方 面，联邦德国在“六国欧洲”中的实力也最强。据统计，1958年联邦德国的国民生产总 值占共同市场的36.2%，……占第一位[10]（第174页）。
    经济实力的增强，使联邦德国要求与西欧建立起平等伙伴的关系，要求改变受美国控 制、干涉的局面，要求在政治上有较多的发言权。但特殊的战败国地位使它在政治上不 敢“冒尖”。因此，它把希望仍然寄托在借重法国之上。毕竟“法国在政治上有更多的 行动自由”，“同法国结成紧密联盟，即使有时会出现争夺，对联邦共和国来说在外交 上（仍然）是极其有益的”[17]（第195页）。事实表明：联邦德国通过与法国和解，扫除 了恢复主权国家、重新回到西欧大家庭的障碍，成为欧洲共同体的核心国之一；通过借 助法国比较独立的外交行动，在政治上获得了比较多的发言权，其政治分量也日渐增加 。
    法国对联邦德国政治上的需求，主要表现在它想联合联邦德国以增强与美国对抗的势 力，尤其是1958年6月戴高乐在法国重新执政后。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戴高乐极力 想恢复法国的大国地位，摆脱对美国的“屈从”。但是，他也感到光靠法国自身的力量 还不够，需要一个有实力的同盟者，这就是德国。需求之二表现在法国要依靠联邦德国 充当它防御来自东方的威胁的天然屏障，而这种威胁的始终存在是一种不容忽视的事实 ；再次，法国要充当欧洲的领导者的角色，需要联邦德国各方面的配合与支持，而英国 是一贯死抱着“英美特殊关系”不放，因此英国不可能成为法国有力的合作者，在一定 程度上说，法国选择联邦德国与其共同承担“领导”欧洲的任务，是明智之举，也是别 无选择的选择。
    总之，德法两国经济、政治上的相互需求使他们有了越来越多共同的利益结合点，共 同语言也越来越多了。在这种情况下，僵持对立局面的打破，和解与合作的发展，就是 合乎历史逻辑的产物了。
    （二）从国际因素讲，二战后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是促使德法和解的主要外部因素。 这些变化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欧洲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和地位大为下降。“在二次大战中，所有的欧洲国家 都输了”[1]（第88页）。真正没有输的是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 灾难使它们一夜之间变成了通常在长期的过程中才能形成的强国”[17]（第96页），国际 政治的“新的权力天平上只剩下美苏两国”[18]（第78页）。而欧洲列强却从战前主宰国 际事务的权力顶峰上跌落了下来，成为美苏两国争霸世界的配角。由于力量大为削弱， 欧洲各国已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只能惟美苏马首是瞻。更为甚者，这种地位的下降或 虚弱，使欧洲往往“成为两个大国（即美苏）的赌注”[19]（第635页），它们随时都可能 成为两国争霸的牺牲品。
    这种状况当然是欧洲人不愿见到的，也是他们从文化、心理上难以接受的。欧洲人一 直以“欧洲中心论”而沾沾自喜。战后的这种反差，或者说“西方的没落”使欧洲人感 到失落，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重振昔日雄风的愿望，他们强烈要求实现欧洲的再一次复 兴，这也许就是战后欧洲联合的思潮及运动勃兴不止的原因之一。他们认为，“必须排 斥超级大国因素，要从美苏的抵押品中解脱出来，并使自己以自主的面目居于欧陆中心 位置”[20]（第107页）。毫无疑问，欧洲要“自主”，要重新赢得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 作用，只能走联合自强之路。正如阿登纳所说：“超级大国可以漠视单独一个欧洲国家 ……，但是一个统一起来的欧洲的声音，它们是也会出于自身的利益而加以重视的”[2 1]（第430页）。他还说：“我们欧洲人惟有联合起来才有指望生存下去。……欧洲（在世 界政治舞台上）占有的份量大了，别人对欧洲的利益才会另眼相待”[21]（第1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