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美国例外论”
    理想主义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传统之一。但是，美国外交政策中的理想主义并不总是那么一目了然，这不仅是因为从美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诞生之日起，现实主义就伴随着理想主义同生共长，成为理想主义的平衡力量；而且严格说来，每一个国家各个时期的外交政策，无论以什么理论作为指导，其最根本的目的只能是保护和扩张自身的利益。人们难以想象，一个国家的外交会以国家利益为代价来追求某种道德理想。道理很简单，一个国家想要在更大的世界范围内实现的那种道德理想一定是本国人民所普遍珍视的价值观念的延伸。这样，这个国家本身就是这种道德理想传播的基地，它自身的安全和强大程度决定了其道德理想可能传播的强度和广度，即使是在不进行武力干涉的范围内。如果作为这种道德观念载体的国家本身的生存受到威胁，那么轻则会使这个国家丧失传播自己道德理想的能力，重则会使尊崇这种道德理想的民族本身遭到毁灭。结果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个道理也可以作为持理想主义观点的杰弗逊外交政策的注脚。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可能忽略道德，而理想主义的外交政策却不能根本忽略国家利益。因此在实践的意义上说，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划分只能是相对的，即国家与国家之间相比较而言，一个国家某一时期的外交政策同另一个时期相比较而言。带有更多的现实主义或理想主义特征的某一国家或某一国家在某一时期的外交政策，一般就被称为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或理想主义的外交政策。而相比之下，美国的外交政策比其他大多数欧洲国家更富于理想主义。
    那么，为什么美国的外交政策具有这样的特征？这就涉及“美国例外论”（exceptionalism）。
    所谓例外，就是独特，就是与众不同。自《独立宣言》起草之日起，美国人就不断对自己的独特性作出评论，西方人，至少从托克维尔起，很早就倾向于把美国看做是人类社会的蓝图，带着热情或恐怖来看待这样的前景。
    美国与众不同的特征包含了哪些方面呢？美国最早的13个州的明显特殊之处首先是其地理条件。它们疆域广阔，土地丰饶，与欧洲大陆远隔重洋。同西方人眼中的“旧世界”相比，殖民地代表了一个完全是“新世界”的国家。第二个明显的差别是人口的构成。殖民地的人口都是来自西欧一些国家（主要是英国）、信仰不同宗教派别的移民或移民的子女，这些移民不畏艰险横跨北大西洋来到荒芜的北美，为的是寻找机会和一个更自由、更公正的社会，他们是一些勇敢和富于创业精神的人。第三个差别是，英属北美殖民地大多是依照英王所授予的海外贸易公司或业主的特许状而建立的，由于特许状给予了殖民地相当大的自治权力，加之地理上的孤立，殖民者把比在欧洲国家所享受的更大的自治看做是天经地义的。他们创造了新英格兰乡镇会议和弗吉尼亚议会这样的自治形式，并通过这些形式来管理自己的事务。
    在这个新形成的民族身上还有另一个独特性：与17世纪来美国的移民不同，1680年以后，大多数移民不再来自英格兰，而是来自德国、爱尔兰、苏格兰、瑞士和法国，所有不同国家的移民都有自己的地理、气候、制度和文化遗产，都不时地夸大自己民族的优越性。但是，非英格兰移民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最初移民的文化，采用了英国的语言、法律和风俗。而且这些东西因适应美洲的环境而早就有所改变了，结果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一种受新世界影响的英国和欧洲大陆文化的结合。在美国国父们、牧师、国际法专家和其他一些社会精英的眼中，这个新国家提炼了潜伏在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移民身上的原有不同文明的优点和精华，而这只有在美国才能得到实现。
    在美国人的心底，美国是自由的土地。美国人的这种信念，多少带有宗教的成份。“美国人在他们的头脑中把基督教和自由几乎混为一体，以致叫他们想这个而不是想那个，简直是不可能的。”（注：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40页。）这也是美国一个重要的独特之处。在独立战争前后，美国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假设，即自由是上帝赠与的。自由无比神圣，美国要求上帝来保护自己，上帝而不是英国国王乔治二世，被看做是他们的国王。
    建立美利坚合众国的那些最初的殖民地反叛者认为，他们建造的国家注定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不同，而且会比它们更完美。这就是历史学家们在提到美国人的以救世主自居、使命感、理想主义或“美国例外论”时的含义。“美国例外论”是因马克斯·勒纳（Max Lerner）而流行起来的。许多历史学家理所当然地认为，“美国例外论”是美国外交关系的根源，美国在与外部世界交往时所有做得好的方面都可以追溯到这一理想主义的根源，所有坏的方面都可以追溯到美国人假仁假义的态度中所隐含的自高自大和伪善。声明自己在世界上的独特地位可能是美国最古老的政治传统之一。
    殖民者相信美国是神圣的土地的事例不胜枚举。早在1630年，马萨诸塞总督约翰·温斯罗普（John Winthrop）就要求其人民“意识到我们将是山巅之城，所有人的眼睛都在注视着我们。”（注：Walter A.McDougall,The Promised Land,Crusader State:The American Encounter with the World since 1776,Boston,Houghton Miffilin Company,1997,p.17.）
    美洲殖民地的牧师不断祈祷上帝保佑美国“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的事业，因为两者相互依赖。牧师们把美国的独立归诸上帝之手，“这里有我们的上帝……为世界所有地方被压迫人民准备的庇护所”。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300周年纪念日，埃尔赫南·温切斯特（Elhanan Winchester）赞美上帝为所有国家的受迫害者准备了庇护所，“使它成为地球上第一个建立起平等的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的地方”。相互分离的政教，“可以相安无事地继续存在和繁荣”。温切斯特甚至提到圣约翰对古老费城教堂的下述预言已经实现：“看哪，我已经在他们面前打开了大门，没人会关闭它。这是一扇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的大门，它在北美的费城被开启……，它将向整个世界敞开。”（注：Ibid.,p.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