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3年，埃兹拉·斯泰尔斯（Ezra Stiles）牧师用宗教语言对“美国例外论”做了明确的解释。他在布道时说：“上帝仍然赐予他亲手栽植的这棵藤蔓更大的祝福”，因为“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具有美妙的和诱人的魅力。对这些自由和财产的享受，赋予了美国的英格兰移民最令人惊异的精神。人们从来没有在所有的人收获自己的劳动果实和分享总的权力制度方面做过如此有效的试验。”“上帝使他的美国选民高于他创造的所有其他民族”。简言之，美国人是上帝从被奴役的人中选出移居到希望之乡的选民。
    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写道：“我们美国人是独特的选民--我们时代的上帝的选民；我们肩负着作为世界自由的避难所的责任。上帝从我们的民族中预先确定了伟大的事情，人类也从我们的民族中期望着伟大的事情；我们在我们的灵魂中感受到了伟大的事情。其他的民族一定会很快落在我们的身后。我们已经对自己怀疑得够久了，我们确实怀疑政治救世主是否已经降临。而他已经降临到世间，并和我们结为一体。”（注：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p.15.）
    乔赛亚·斯特朗（Josiah Strong）牧师写下这样的话：犹太人、希腊人和罗马人，独立地发展了人的精神、知识和体力特性。“现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三股伟大的绳索通过一个居支配地位的民族之手编织成新时代单一的最高文明，它的臻于完善将是天国的完全来临……所有这些人都结合成为一个盎格鲁-萨克逊民族，表明这个民族是杰出而胜任的，因此是上帝的选民，准备在人间为他的天国的完全到来做准备。”（注：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p.15.）
    对传统进行批判的莱因格尔德·尼布尔（Reingold Niebuhr）把这些表达都称作“自由文化的幻觉”，他认为美国人之所以持有这种幻觉，是因为他们带有对民族命运的宗教看法，这就是，美利坚民族是上帝造就来创造人类历史新开端的（注：Ibid.,p.19.）。
    “美国例外论”所包含的信念也被用世俗之声呼喊出来。潘恩在其小册子《常识》中号召大众支持美国的独立。他问道：美国人有没有对其母国欠了感情债？没有，因为“这个新世界曾经成为欧洲各地受迫害的酷爱公民自由与宗教自由人士的庇护所。他们逃到这里来，并不是要逃开母亲的抚慰，而是要避开吃人怪兽的虐待。”（注：《潘恩选集》，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22页。）我们“有各种机会和各方面的鼓励来建立世界上最高尚、最纯净的整体。我们有能力开始重新建设世界。”（注：《潘恩选集》，第57页。）
    法国农学家米歇尔·克莱弗果（Michel Crevecoeur）在其于1782年发表的《一个美国农民的来信》中，把美国称作世界上现存的最完美的社会。他问道：“这个新人，美国人，究竟是怎样一种人？”“他就是美国人，这个人是把他古老的偏见和习惯遗留了下来，又从他所接受的新的生活方式里和他所服从的新的政府，以及他所保持的新地位里接受了新的偏见和习惯……”（注：美国大使馆文化处编译《美国历史简介》，第20-21页。）美国人是特殊的，因为美国的生活改变了他们，正如约翰·亚当斯所说，“从1760年到1775年，革命已在人们的头脑中进行，那是在鲜血流淌在列克星敦之前的15年中”。（注：Walter A.McDougall,The Promised Land,Crusader State:The American Encounter with the World since 1776,p.19.）
    从实际的政治生活来讲，与光明的新大陆相比，旧大陆的欧洲是腐败的。在欧洲，国际政治中充满了尔虞我诈，巧取豪夺，人民的自由权利不断被暴君扼杀，强权政治成了国家间关系的准则。美国诞生于殖民主义时期，这是欧洲列强之间军事冲突持续时间最长的时期。各个王国、帝国、公国和亲王领地之间持续不断的战争成为当时世界生活中的现实（注：布鲁斯特·C·旦尼：《从整体考察美国对外政策》，第37页。）。当美国建立民主制时，正是欧洲拿破仑倒台、“合法君主”复辟之时。欧洲的政治制度正面临着倒退，民主人士对前途充满了困惑和不安。“旧世界的所有政府如此根深蒂固，暴政与世俗如此制服人心，以致无从在亚洲、非洲或欧洲着手改革人类的政治条件。对自由的迫害遍及全球；理想被视为叛逆；而屈服于恐惧的心灵已经使得人们不敢思考。”（注：《潘恩选集》，第225页。）当18世纪末和19世纪欧洲革命接二连三地失败时，美国革命成功后诞生了稳固的民主制，为此美国人自诩本国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事件”，美国是“全世界政治再生”的天然代理人。为了继续推广自己从革命走向自由政府的模式，美国“劝说世界上被压迫的民族依照我们的方式去做，方能享受我们所享受的自由与快乐”。类似的声明曾在美国国会大厅里、在公众集会上回响过千百遍（注：《潘恩选集》，第107页。）。与欧洲相比，美国不仅有更多的自由和更完善的民主，而且美国人相信，在美国的领土上没有出现暴君、卖国贼的危险，也不会有其他时代发生过的使自由人受到伤害的无意义的战争（注：迈克尔·H·亨特：《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第35页。）。
    此时民主制在美国的确立和成长确实为欧洲提供了一个政治典范，使欧洲看到了一种理想的政府形式和一种不同的生活观念得到实现。欧洲的民主派在美国的制度中看到了前途和希望，给予了它高度的评价。这种理想早已被他们在理论上加以论证，现在又在美国那里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他们“昔日创建的民主原则，在美国正完全取得统治地位。它以最直接、最无限、最绝对的形式在美国得到了实现。”（注：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第2页。）这尤其为正在政治十字路口上徘徊的欧洲国家人民指明了一个光明的前景：民主是不可抗拒的。正如潘恩所说，“美国的独立如果不曾伴随着一场对政府的原则和实践的革命，而单从它偏离英国这一点来考虑，那就微不足道了。美国不仅为自己，而且也为全世界赢得了立足点，并且将目光射向自己所获得的利益的范围以外。”（注：《潘恩选集》，第225-226页。）
    总之，基督教的祈愿和自省同美国特殊的政治实践结合到一起，形成了美国人独特的自我意识：美国人是上帝的特殊选民。这也显示了基督教在美国政治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美国例外论深入美国人的灵魂，以它为中心，形成了被广泛接受的关于美国世界作用的看法：美国不同于其他国家，它更加有道德、独立、宽宏大量、民主。美国是光艳夺目的正直榜样，它将领导世界各地的人民向往美国模式，并最终采取美国的价值观念和体制。这一理想同美国人眼中的欧洲国家及其权力政治所代表的旧世界的腐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注：David Callahan,Between Two Worlds:Realism,Idealism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fter the Cold War,p.18.）。这就是美国人传统上形成的不同于欧洲人的自我定位，也就是为什么美国作为西方社会中的一员，其外交政策比西方其他国家更富于理想主义和使命感。如果说古典理想主义有两个主要目标：追求民主和加强集团安全；那么历史上，追求第一个目标或许可以说是美国理想主义的专利。
    小施莱辛格断言，在美国，“现实主义和使命主义、经验和命运之间的斗争在我们的时代继续进行着”。他把下述现象都看做美国特殊论和美国使命感的表现：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说，我们被指示“成为文明的传教士……我们必需播种我们的理想，种植我们的秩序，把我们的上帝强加于人。个人的生命微不足道。我们的责任和我们的命运召唤着我们，文明必须继续前进。”（注：Ibid.,p.19.）威尔逊1919年的一段讲话可以看做是这方面的一个说明，他说：“美国人民的心灵是纯洁的。它的人民的心灵是忠实的……他们是历史上伟大的理想主义力量……我相信，美国人民有一种精神能量，这是任何其他民族都无法贡献给人类自由的……（在以往的战争中）美国具有实现命运和拯救世界的极强的特殊素质。”（注：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p.16.）1965年约翰逊总统声明，“历史和我们自身的成就赋予我们保护地球上自由的主要责任”。1982年里根总统同样宣布，“我始终相信，这片救世主的土地是以不同寻常的方式预留的，相信一个神圣的计划把这一伟大的大陆安置在两个大洋之间，让来自地球各个角落特别热爱信仰和自由的人们来发现。”（注：Ibid.）这些话都出自于美国人的同一种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