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榜样”还是“干预”
    使美国的价值观普遍化是理想主义的特征，然而，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际形势下，如何使美国的价值观普遍化，即使在那些理想主义的热情信奉者中，也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一种立场是把美国看做是“山巅之城”，照耀在所有国家的上空，但是影响其他国家是通过树立榜样而不是干涉来实现的。这可以说是一种孤立主义的立场。例如反对威尔逊主义的国会议员艾伯特·贝弗里奇强调：美国的使命是“向人类提供一个榜样：快乐与富裕来自渐进的、自我约束的自由”，最好是给世界起一个示范作用（注：迈克尔·H·亨特：《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第143页。）。另一种立场则认为，美国影响世界的方法应是行动主义的“十字军东征”，即有责任在其他国家保护自由和民主价值，推行民主和人权。这是干预主义的立场。
    总的来看，可以这样说，对于建立美国、设计其政府制度的那一代人来说，美国人的特殊使命不是在外交事务上做任何事来改造一个罪恶世界，成为实现自决、人权和自由贸易的推动力，而是成为照亮世界的圣火。
    在美国变得强大起来之前，第一种立场，也就是孤立主义的立场，占据着主导地位，具体地说，就是避免承担对外国，特别是欧洲的政治和军事责任，或同它们结盟。它是19世纪美国外交政策的关键因素（注：Manfred Jonas,"Isolationism",in Alexander DeConde,edited,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Studies of the Principle Movements and Ideas,Vol.Ⅰ，p.496.）。1874年，美利坚合众国早期重要的政治家中的最后一位在世者艾伯特·加勒廷（Albert Gallatin）重申了关于“榜样”的论点。他对自己的同胞说，“你们的使命是为所有其他政府和其他较少受到优待的民族树立榜样，运用我们的所有手段来逐步改进我们自己的体制，并通过你们的榜样来发挥最有利于人道的道德影响。”（注：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p.90.）
    但是，争论一直存在。最典型的一次争论是19世纪中叶关于如何对待专制的奥地利政府镇压1848年匈牙利革命的争论。1849年，密执安州参议员、后来成为布坎南（Buchanan）总统国务卿的刘易斯·卡斯（Lewis Cass）提出了一项议案，针对奥地利和俄国军队对匈牙利1848年革命的血腥镇压，要求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制定中止同奥地利关系的“权宜之计”。他指出这是一个专制主义的暴行，人类的自由和生命将因它而断送。
    短命的匈牙利共和国总统科苏特·路易斯（Kossuth Louis）责备美国人无休止地谈论他们追求自由的使命，同时“拒绝发挥积极的作用来制约外部世界的环境”。科苏特在其美国之行中对美国听众说，“如果美国的命运是你们所有人所认为的那样，那么，命运从来不能通过充当被动的观众来实现，也不能通过听任野心勃勃的沙皇安排世界来实现”。科苏特接着说，美国人过于相信榜样的力量，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专制者曾向自由道德的影响力屈服”（注：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p.91.）。
    卡斯的议案和科苏特的诘问对美国提出了一个问题：美国何以实现其道德使命。来自新罕布什尔州的民主党人约翰·帕克·黑尔（John Parker Hale）挑起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他嘲讽地说，如果对匈牙利的镇压确实是一个道德问题，那么议案就不应当提到同奥地利中止关系是“权宜之计”，而应说是“责任”。卡斯向参议院提出的采取这种行动的理由是，美国同奥地利的贸易微不足道，如果采取中止关系的“权宜之计”，不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损失。黑尔对此反问道，难道这就是对待一个道德问题的态度吗？如果美国真的要对专制者进行审讯，那就不能只是试图对少数与美国有微不足道商业往来的二等国家，那些美国几乎在与之打交道时不会付出代价的国家；而是要首先审讯俄罗斯帝国，不仅因为沙皇对匈牙利犯下的罪行，而且因为它长期以来把那些不幸的人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中。此外还要为英国对爱尔兰爱国主义者的政治迫害和在印度实行的镇压而审判英国，并对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所作所为审判法国。
    亨利·克莱（Henry Clay）为辩论提出了另一个视角。他认为即使奥地利的专制主义穷凶极恶，也不一定要关闭同它交往的大门，更切合实际的做法是派遣一些德高望重的美国人去维也纳悄悄地为匈牙利人辩护，或提出为匈牙利流亡者提供救援的计划。克莱认为，卡斯的议案是要美国根据自己对人权事务的管理标准来对外国作出评判，它假定美国具有干涉外国内部事务的权利。但是界限在那里？你可以对西班牙说，除非你废除宗教法庭，对土耳其说，除非你废除一夫多妻制，否则美国将停止同你交往。但是，“为什么我们不应为了正在受难的爱尔兰而进行干预？为什么不应为了在所有我们可能发现人性正在遭受损害的地方而干预？”如果走上这条路，我们可能“打开一个新的冲突领域，可能最终走向战争，并把我们自己暴露在外国的反应之下。当这些国家发现我们摆出评判他们的行为的架式时，他们将着手反过来评判我们的行为。”（注：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pp.91-92.）
    卡斯的议案没有获得通过，然而，他所提出的问题始终困扰着美国人的良知。南北战争后，格兰特（Grant）总统在其第一个国情咨文中提到，虽然美国人同情“所有为自由而斗争的人们……但为了我们的面子，我们应当避免把我们的观点强加给不情愿的国家，避免在没有受到邀请的情况下……介入各国政府同它们的臣民之间的争吵”。尽管美国没有采取行动，但国会和行政部门并没有停止谴责外国政府对人权的侵害，俄国、东欧和地中海中部各国对犹太人的迫害、土耳其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英国对爱尔兰人的压迫等都是美国谴责的对象。1872年，美国国务卿汉密尔顿·菲什（Hamilton Fish）通知美国驻维也纳公使：虽然作为一个规则，美国审慎地避免直接或间接地干预奥匈帝国的公共事务，但是它对犹太人的迫害“极不人道”。1892年，美国国务卿詹姆斯·G·布莱恩（James G.Blaine）告诉俄国外交大臣，虽然美国政府“并不想对其他国家的国内政策发号施令……但是各国间的共同责任要求每一个国家都运用自己的权力来对世界的其他部分产生应有的影响。”（注：Ibid.,pp.94-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