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世纪初，随着美国工业实力的巨大增长和在美西战争中获得大片新领土，美国意识到可以在世界事务中扮演主要角色了。1900年，后来成为西奥多·罗斯福总统顾问的布鲁克斯·亚当斯（Brooks Adams）在其题为《美国的经济第一》（Ameircan's Economic Superemacy）的著作中论述道，美国注定要接替英国成为世界的领导者（注：David Callahan,Between Two Worlds,Realism,Idealism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fter the Cold War,p.14.）。但是西奥多·罗斯福仍然想谨慎行事，他对国会说，“原先对于我们来说，关心在国内追求我们的道德和更好的物质生活比试图关心其他国家的情况更明智也更有用。我们有很多自己的原罪需要对之开战。在一般情况下，我们能够运用精神和心灵来努力制止国内市民的腐败、残忍的无法无天和暴力的种族歧视，这种做法比谴责其他地方的错误做法更有效。”罗斯福努力唤起美国人对传统的回忆：通过树立榜样而不是干预来行善。
    然而，进入20世纪后，美国的使命感同其取得世界领导权的驱动力开始结合到一起，导致其外交更频繁地显示出“十字军东征”精神。这反映出美国人的一种信念：不仅美国的自由价值和民主制度具有普遍意义，而且美国在20世纪的世界头号地位也使它具有了在世界各地保护自由和推行民主制度的责任和实力。威尔逊主义使反人性的罪行具有“全球的性质”的观点流行起来，威尔逊用民族自决的方式提出了这个问题。富兰克林·罗斯福1941年提出了适用于个人而非国家的“四大自由”。
    冷战给世界上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打上了自己的烙印，破坏人权成为西方国家对共产党国家进行攻击的一个主要方面。在冷战的背景下，人权开始成为美国外交政策中一个主题。肯尼迪在其任职演说中提到，新一代的美国人“不愿目睹或允许缓慢地损坏这个国家一贯对之承担责任的人权”。1963年他又在美利坚大学演讲说，“难道归根结底和平不是一个人权问题吗？”他要求联合国在人权受到侵害和被成员国忽略时，不要袖手旁观。
    美国人的使命感如此根深蒂固，以致于那些在国际上依照权力政治规则行事的美国政治家们都免不了奢谈美国对外干涉目的的“纯洁性”。“君子不言利”成为美国政治家们在公众场合为其外交政策辩护和做战争动员时的座右铭，因为直白的利益计算是打动不了美国人心的。美国外交经验的一个独特性也相应地是寻找一个合法的思想框架来为美国军队在海外的行动辩护，这使得美国公众在越南战争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之前，从来没有在道德上对美国海外干涉的适当性（至多在利害关系上）提出过质疑，他们由衷地相信美国在海外的所作所为与美国人的道德观总是一致的。与越南战争没有本质区别的朝鲜战争被美国举国上下视为正义的战争，遭杜鲁门总统解职后从朝鲜战场返回的麦克阿瑟将军所受到的对待民族英雄般的倾城欢迎，是公众支持朝鲜战争的最好写照。正因为如此，越南战争的失败对于美国人的打击是双重的，它既动摇了美国对自身干预能力的信心，也使美国人痛苦地醒悟到，政府以最打动人心的词句来动员的战争可能是违背美国人的基本价值观念的，这后一种打击更令美国人刻骨铭心。
    越南战争打断了美国把人权作为外交政策主题的做法，因为当美国军队在越南肆无忌惮地屠杀老弱妇孺时，奢谈人权未免显得过于虚伪。甚至当美国军队撤离越南后，美国政府都羞于重提人权。直到1976年，卡特在总统竞选中才重新打出人权的旗帜。但是此时“榜样”之说，早已从美国领导人的辞藻中销声匿迹，关于干预本身，有争议的只是程度而已，即在多大程度上不在对苏联有重要战略利益的地区触动它的神经，以致引起苏联的过度反应，从而打破美苏之间的军事均势。而在冷战结束之后，对于美国来说，即使连这一干预界限也不复存在，当美国成为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时，美国干预的界限仅在于美国人情愿付出多大的代价和美国的西欧盟国在多大程度上赞同美国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