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怀疑到敌视--杜勒斯对苏联的认识历程
    从杜勒斯的政治生涯和思想变化的过程来看，他对苏联的认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最初的认识（1919-1946）
    从巴黎和会至1946年前，杜勒斯看到了美苏之间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和潜在冲突，但这段时间苏联与西方的关系问题还不是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杜勒斯并未公开将苏联视为美国和西方的直接战略对手。
    杜勒斯曾在威尔逊政府的战时贸易局俄国处工作，参与了十月革命后美国最初的对俄工作。在巴黎和会期间，他也曾担心俄国革命会引起连锁反应，给欧洲局势带来不稳定。不过，二三十年代杜勒斯对国际关系的思考及其“和平变革”理论的形成主要以一战的历史经验为依据，思考的重点在于根据基督教的道德法和资本主义法律原则，寻求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列强之间的利益冲突的办法，以避免另一次大战的爆发。虽然杜勒斯在许多文章和演说中也谈论过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主义对欧美国家的“威胁”，但苏联显然尚未成为杜勒斯“和平变革”说所要考虑的中心问题。
    在二战期间，杜勒斯已经预感到，由于意识形态差别、利益冲突和相互间的不信任感， 战后西方与苏联的关系可能再度出现对立。 他在1945年5月就写道：“我确信， 如果我们要成功地战胜正从俄国和德国扩展开来的革命运动的话，就必须有我们自己的明确而有力的计划。”（注：Dulles to ArthurSulzberger, May21, 1941, fromR. Pruessen, JFD:The Road to Power. New York,1982,p.269,Note 9.）在此前的1943-1944年间他还谈到，资本主义世界与苏联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别：美国和西方有“宗教和思想自由”，在苏联则没有；美国和西方实行“自由企业和资本主义”，苏联则实行“国家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注：Dulles to Arthur Sulzberger, ibid,p.270,Note 11.）。在二战后期杜勒斯更是坦言：“他们[苏联人]没有什么理由信任我们。我们反对他们的革命。我们向反革命分子提供军事援助。许多年来，我们设法阻止他们与世界其他国家进行经济、外交接触。在德国的进攻使之与我们成为战友之前，我们的公众领导人一直都在攻击他们。”（注：Dulles, "Appraisal of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Feb. 5,1945,（box 27 JFDP）。）随着战争即将结束，他看到美苏之间固有的敌对因素有发展的可能，于是吁请当局注意缓解这些矛盾。他说：“我并不是说、也未曾说过我们应该相信苏联或者他们应该相信我们。双方显然都有怀疑对方的理由。今后的工作应该是设法消除这种不信任。”（注：Letter from Dulles to Eugene Lyons, in JFDP （Feb.14,1945）。）他甚至认为，应该承认苏联在东欧有特殊利益，也不能忽视苏联军队已经控制巴尔干的事实，美国在寻求苏联的合作时“不应固执己见”，而应该“安抚、理解他国的理想与根本需要”（注：Dulles address, in JFDP（Jan. 16,1945），pp.10-11.）。直到1946年上半年为止，杜勒斯仍然认为，西方与苏联这个战时盟国之间虽然存在分歧，关系微妙甚至比较冷淡，但仍有可能朝合作而不是对抗的方向发展。当然，形势的发展未能如其所愿，杜勒斯本人对苏联的看法也开始发生变化。
    （二）支持民主党政府的冷战政策（1946-1949）
    从二战后期开始，杜勒斯参与了美国政府的许多重大外交活动，包括1945年的联合国制宪会议、伦敦五国外长会议以及1947年和1949年分别在伦敦、莫斯科和巴黎举行的外长会议，1951年他还作为大使级总统特别代表，参加了对日和平条约的谈判。杜勒斯亲身经历了美苏关系恶化的主要过程。在他看来，美国在1945年伦敦外长会议上“暴露了由来已久的分歧”，美国在会上断然拒绝苏联的要求，标志着对苏“决不姑息”政策的开始（注：Dulles, War or Peace.pp. 24-30.）。但杜勒斯此时仍然认为美苏关系的主流趋势是有限的合作而不是全面对抗。1946年春他还在说，尽管很困难，但还是可以设法防止美苏关系进一步疏远（注：Dulles,"A First Balance Sheet of the UnitedNations," International Conciliation, No.420（April 1946），p.181.）。
    到了1946年夏，杜勒斯终于彻底放弃这种模棱两可的立场。在1946年6 月刊登于《生活》杂志的《关于苏联外交政策和我们的对策的几点思考》一文中，杜勒斯公开呼吁美国和西方应做好长期准备，应付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的威胁，大谈所谓美苏之间的根本分歧和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篇文章实际上是一篇声讨苏联的檄文，可以说是杜勒斯思想转变的标志（注：Dulles,"Thoughts on Soviet Foreign Policy and Whatto Do About It," Life,3 and 10 June 1946.）。杜勒斯此时明确提出，苏联的计划和行为“与美国试图同苏联恢复正常关系，建立一个和平、安全的世界这一愿望是不相容的”（注：Louis Gerson,John Fos-ter Dulles. New York, 1967,p.44.）。
    战后初期杜勒斯就此提出的核心论点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点：苏联对美国和西方构成了严重挑战；苏联与西方的对立首先是一场思想斗争；美国有责任带头应付这场挑战。杜勒斯认为，美苏之间的分歧与对抗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大国利益冲突，可以通过利益调整或妥协来解决；战后美苏分歧是无神论的共产主义与信仰上帝的资本主义之间的对立，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制度之间的对立，因此它首先是一场思想斗争。苏联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 是让全世界接受他们的制度（注：Dulles, "Freedom Through Sacrifice, " The Commercial and Chronicle 163. May 30,1946.）。总之，基督教文明正面临苏联的挑战，“一个世界范围的斗争，主要是一场西方（基督教）文明与共产主义之间的思想斗争，前者由美国领导，后者由苏联领导”（注：Dulles,"Secret Memorandum", March, 1947,box 31,JFDP.）。
    （三）为共和党拟定外交政纲（1949-1953）
    1949年至1953年，是杜勒斯从事党派活动最活跃的时期。素以鼓吹“两党一致”著称、党派立场一直十分暖昧的杜勒斯这时明确站在共和党阵营，积极为共和党上台出谋划策。作为艾森豪威尔大选班子的对外政策问题发言人，他猛烈抨击民主党的对苏政策，主持拟定了共和党的外交政纲，并将自己“报复”论和“解放”论写进了政纲。这段时间关于苏联的言论特别是他那些“竞选语言”十分尖锐、夸张甚至极端化，这不仅出于党派斗争的需要，同时也是为了迎合国内的反共气氛、树立自己的反共形象。杜勒斯过去与杜鲁门政府的关系过于密切，这使他的处境一度非常尴尬。为了在共和党内占有一席之地，他感到有必要同民主党人及其政策划清界限。更重要的是，进入50年代，不仅两党中的右翼势力很猖獗，整个美国社会都弥漫着狂热的反共思潮，坚定不移的反共分子形象已经成了充当有效政治代理人的先决条件。作为自由派或东部“国际派”共和党人，他必须为自己树立起一个不容置疑的反共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