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西方文明的“历史性挑战”--杜勒斯的苏联观
    进入50年代后，在苏联问题上，杜勒斯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系统的观念，随着他越来越深地介入美国外交政策的实际运作过程，这些观念也更加具体化。出任国务卿以后，他不仅是艾森豪威尔政府对苏政策的权威解释者，在对苏联进行战略估价、确定苏联“威胁”的性质方面，也是决策层中最有影响的人物。杜勒斯早年在苏联和共产主义问题上的观点，尤其是那些根深蒂固、始终一贯的观点或结论，构成了杜勒斯对苏政策的思想基础。我们不妨择其要者作进一步的分析与概括。
    （一）关于苏联“挑战”的“历史性”和“复杂性”
    所谓“历史性”，杜勒斯指的是共产主义对西方文明构成了过去10个世纪未曾有过的“历史性的挑战”。由于这场斗争是世界范围的，规模空前且性质极为复杂，而且还具有“长期性”，因此美国和西方必须作长远的打算。杜勒斯说，“‘长期’这一因素是极端重要的”，“苏联共产党人正在为他们所谓的‘整整一个历史时期’作出计划，我们也应该这样做”（注：Dulles address, "The EvolutionofForeign Policy," Jan. 12,1954, DSB, XXX（Jan.25,1954），pp.107-110.）。而所谓“复杂性”，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如上一节所言，杜勒斯认为这场斗争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大国利益冲突，而是两种“主义”之争，是两种制度之间的对立，因而首先是一场思想斗争；其次，杜勒斯认为“挑战者”本身的性质也很复杂，苏联已不是传统意义上那种仅仅由于自身实力的增长而要求改变国际秩序现状的大国，战后苏联对外行为的驱动因素，除了共产主义的观念，还包括由来已久的俄罗斯帝国主义传统。他承认，苏联这个共产主义与“俄罗斯帝国主义”的混合物，固然有有其明显的弱点，但在一定时期里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在一定范围内，对其他民族还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因此，杜勒斯认为，这就给我们这个时代提出了一个最大的问题：“西方文明是否已经老朽不堪，注定消亡，让位于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与俄罗斯帝国主义的‘罪恶结合’中孕育出来的朝气蓬勃、充满活力而又野蛮的社会。”（注：Dulles address, "WhereAreWe? AFive - Year Record of America's Response to the Challenge of Communism, "Dec. 29,1950,DSB,XXIV（Jan.15,1951），p.85.）
    （二）关于苏联对外政策的目标与手段
    杜勒斯在40年代后期经常谈到的一个观点是：苏联实行的是沙俄的扩张政策，不仅具有“侵略性”，而且手段“邪恶”，目标是“控制整个世界”。他还说，苏联的目标有两类：一类是反映了“沙俄的恐惧和野心”的“民族主义目标”；一类是苏联共产党的“广泛而长远的目标”（注：Dulles address, "Not War, Not Peace," in JFDP （ Jan.17,1948），p.4.）。他认为这两类目标并不总是一致，但苏联对外目标的意识形态根源与民族主义或国家利益根源之间的界限有时也很难确定（注：Dulles, "US and Russia Could Agree", interview in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XXVI（Jan. 21,1949），p. 35;Dulles address（May 4,1948），in Van Dusen,ed.,OP.Cit.,p.152.）。
    在《战争或和平》一书中，杜勒斯直言不讳地提出，必须以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来同共产主义作斗争。他写道，苏维埃共产主义的真正目的，应从共产党人所奉行的“教义”来判断，为此必须首先“理解苏维埃共产主义的学说”，“只有那些真正掌握了这一理论的人，才能研究并反对那些把它当作‘行动底指南’的人们的动向”。在杜勒斯看来，这些“教义”都明白地写在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和《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之中，这是了解苏联政策目标和手段的两本好教材，斯大林的这本书对于共产党，就像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对于纳粹党一样，它论述了苏联共产主义的信仰、目的以及统治世界的计划和方法。按照杜勒斯的理解，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运用“讹诈、恐怖、暴力或其他一切能达到他们目的的方法”，“以扩张其势力到全世界为他们的神圣责任”。在外交政策上，苏联用暴力手段来达到其目标，苏联的策略是要包围和孤立西方。
    但杜勒斯也指出，苏联领导人认为阶级斗争是比国际战争更有效的一种手段，也就是说，苏联“征服世界”的主要手段并不是直接军事进攻，而是“阶级斗争、内战、渗入、恐怖手段、宣传”等等。“不必直接使用俄国军队，就完成了苏联共产党势力的扩张。”苏联共产主义已经统治了人类的三分之一，这说明它所采用的手段效果十分显著。总之，苏联一般只是把军事进攻的可能性作为一种宣传工具，以帮助他们的“间接侵略”，而且它在“冷”战方面的技术比美国高明得多，他们能够利用这些手段在冷战中获得重大胜利，因此绝不会愚蠢到对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美国发动战争，因为它在这方面并无优势。
    杜勒斯认为，苏联共产党最可怕的战术是：它不仅使用进攻策略，还使用退却策略；它并不一味进攻，而是“等待”和“慎重地选择致命打击的时机”。这就比认为必须永远采取攻势的希特勒纳粹主义“更为可怕”。此外，苏联领导人信奉的是实力政治，他们“自己拥有并行使巨大的权力；他们也承认并尊重别人的权力；但他们对那些由于软弱和恐惧而向权势屈服的人则只是蔑视而已”。“这就是敌人的性格”。因此，“实力是和苏联领导人打交道取得成功的关键。实力不仅包括军事力量，也包括经济力量和其他无形的东西”（注：杜勒斯：《战争或和平》，第11-20页。）。杜勒斯1953年以后对东西方谈判和苏联局部缓和意向的消极态度，显然正是基于这种认识。
    为什么苏联的目标是“征服世界”呢？其对外政策的动因究竟是什么？对此杜勒斯有多种解释。在《战争或和平》中，他认为，苏联领导人以“使全世界接受他们的制度”为目标，既是“出于扩大和维护其势力范围的民族主义欲望”，同时也是出于这样一个真诚的信念：西方社会那种个人自由是人类冲突与徒劳无功的基本原因，必须取消这种自由才能够增进人类的物质利益，促进世界和平与安全（注：Dulles, War or Peace.p.136.）。但这还比较模糊，1950年12月的一次演说讲得更清楚。在这次演讲中，他认为战后苏联对外政策的动因有二：一是共产主义的观念；二是俄罗斯帝国主义传统。在1951年5月的演说中， 他又说，苏联计划的主要原因是恐惧感和国家安全的需要，“苏联领导人感到自己不得不在世界范围内扩展他们的制度，以此作为防止其在国内所取得的成就被毁灭的惟一途径”，只要别的地方有自由，苏联的制度就难以为继，因此它“必须设法使其他国家也加入这个没有自由的制度的行列”（注：Dulles address, May 18,1951,in DSB,XXIV,p.845.）。
    如果将其早期观点和整个50年代在各种场合的言论联系起来考察，关于这个问题，他的答案实际上有三个：一是意识形态因素；二是根深蒂固的扩大帝国统治范围的欲望；三是由来已久、积习成癖的“不安全情结”（注：Dulles, "What I Have Learned About the Russians," Colliers, May 12,1949,; Dulles news conference （April 3,1953）；Dulles address to National War College （June 16,1953）； Dulles press conference （Jan., 1 and June 10,1958）。）。 他认为最容易发生变化的是第一个因素，最持久的是第二个因素，最基本的是第三个因素。与50年代初以前的看法略有不同，1953年以后杜勒斯更强调后两者的作用，认为二者其实是一个铜板的两面，扩大势力范围主要也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他越来越觉得，苏联领导人更关心的是自己的国家安全，而不是推广共产主义。他认为大多数苏联领导人是务实、老练的政治家，他们经常将意识形态当作权力的工具，但他们自己肯定不是意识形态的工具和真正服膺者，也不是什么“理想主义者”，他们的对外政策从根本上讲仍然是以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为出发点（注： Letter from Dulles to Merlyn S.Pitzele, in JFDP （August 4,1947）。）。与凯南一样，杜勒斯也认为苏联不会轻易进行军事冒险，更不会为了推广共产主义而危害自身安全。在他看来，苏联的外交路线是“不战不和”，而这是习惯于用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看问题的美国人所无法理解的（注：Dulles address on "Not War, Not Peace," （Jan.17,1948）。）。
    （三）关于苏联-共产主义的“吸引力”和战略上的若干优势
    杜勒斯认为，战后五年以来，苏联运用除直接武装进攻以外的手段进行共产主义“扩张”所取得的成功远远超过其失败，其原因有三：一是苏联向全世界进行“具有普遍号召力的宣传”；二是苏共建立了非常完善的组织，在全世界进行“间接侵略”；三是它有进攻的便利，无论是宣传或“冷战”它都不必害怕反攻。它“能够选择进攻的时间和地点”，并且“有充分的时间来巩固它所获得的利益”。从这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杜勒斯后来提出的一些主要对苏战略思想的根源。首先，杜勒斯一贯强调“思想的力量”，重视宣传和标语口号的作用。因为他相信，尽管“马克思主义是唯物的和不信神的，但共产党却深知思想的力量，党的领袖非常重视标语口号，因为标语口号能够号召各地的人民，特别是能号召苏联领袖们希望能够驾驭的‘群众’的力量”。“苏联共产党最犀利的武器是宣传。”其次，杜勒斯不断呼吁巩固西方阵线，革除自身的弊端，增强西方社会的“吸引力”，从而维持西方的优势，稳住阵脚，以便与苏联长期较量。因为他看到，苏联的制度和对外政策对于那些曾经饱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侵略和压迫，迫切希望改变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国家或民族，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和号召力。苏联外交政策之所以具有一种“内在的活力”或“冲劲”，有一种天然的吸引力，杜勒斯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它在本质上具有破旧立新的革命性质。“变革是生活的法则。那些寻求变革的人因为觉得自己似乎顺应了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而兴高采烈。”为苏联外交政策所吸引的是“那些认为必须进行激进变革才能使世界更加美好的人”，“那些觉得自己可以从推翻现存秩序中获得个人利益的人”，以及“那些对自己的命运愤愤不平的人”（注：Dulles, "Thoughts on Soviet Foreign Policy andWhatto Do About It,"Life,XX（June 3,1946），p.124.）。最后，正是因为他觉得苏联可以凭借自己能够运用自如的一整套手段，在全球范围内自由地选择进攻的时间和地点，使美国和西方应接不暇、顾此失彼，陷入消极被动的局面，两年后他就抛出了“大规模报复”的思想，后来终于发展为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军事外交战略。
    如果说杜勒斯在50年代以前谈论的主要还是苏联的“软实力”的话，就任国务卿以后他开始更多地强调苏联在军事、经济、科技、人力等方面的有形资源，1957年以后尤其如此，例如在1958年1 月在一次演说中，他详细列举了构成苏联“共产帝国主义力量”的各种有形与无形因素，并再次强调要准确估计苏联的力量和弱点，避其锋芒，利用其弱点（注：参见Dulles address, "The Role of Negotiation," Jan.16,1958,Public Services Division Series S-No.62,Department of Sta-te, Washington 25, D.C.,p.2.）。
    （四）关于苏联-共产主义的“弱点”
    按照冷战时期美国领导人的一贯说法，苏联最根本的弱点，是其制度的“专制”、“集权”和“独裁”性质，杜勒斯谈得最多的也是这一条。他说，苏联的弱点“不是军事上的弱点，也不是缺乏物质力量”，它所以软弱，“是因为它企图用压制不可能无限期被压制的人类的愿望的办法，用掩盖不可能无限期被掩盖的真相的办法，来维持一个反常的的专制政权”（注：《杜勒斯言论选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第256-257页。）。在《战争或和平》中，杜勒斯说，独裁政权往往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很容易从内部使其垮台”，因为“在苏联本土存在者广泛的不满情绪”，“政府和人民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他还从决策机制方面看出了问题：“两个明显的弱点是潜伏在上层领袖之间的互不信任和猜疑以及缺乏灵活性……非经过政治局的辩论，便不能作出重要的决定，这就是主要的弱点。”（注：杜勒斯：《战争或和平》，第222、231页。）
    杜勒斯后来多次专门以“共产主义的弱点”为题，详细阐述上述论点（注：见Dulles address, "The Role of Negotiation", Jan. 16,1958; Dulles address,"Principles and Policies in a Changing Wo-uld, "Nov.18,1958,Public Services Division Series S-No.75,The Department of State, pp.8-9.）。但其核心观点始终是：苏联社会内部和苏东集团之间都存在着严重的紧张关系，苏联的体制和政策面临内外双重困境，内在压力，外遭抵制，而所有这些弱点或困境的根源都在于苏联“单一的、独裁的、纪律严明的制度”。因此，杜勒斯一贯认为，苏联制度固有的弱点将最终导致苏联内部发生根本的变化，美国和西方应该充分利用这些弱点，在政治、经济、外交、心理等各个方面向苏联全面施加压力，以加速这一变化。80年代末苏联解体，证实了杜勒斯的预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