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论
    杜勒斯出任国务卿时已65岁，如果从他1907年随外祖父参加海牙和平会议时算起，已经有40多年国际事务方面的经验。他不仅有一套自成体系的国际政治哲学，而且对冷战、共产主义以及苏联的实力、对外目标和政策手段，也有一些基本的看法，这些思想对他此后的政策不能不产生深刻的影响。事实上，以其“和平变革”的政治哲学和对战后苏联内政外交的认识为基础，杜勒斯在50年代初就形成了自己的一套颇具特色的对苏战略观。虽然1953年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特别是斯大林之后苏联内政外交的调整和东西方关系的变化，杜勒斯的战略思想也发生过若干具体的变化，但有几个基本特征仍然是前后一贯的，这就是：突出“思想斗争”、强调政治优势；竭力维护“集体安全”，呼吁增强西方的“吸引力”；主张保持对苏军事压力、确保战略威慑；而连接所有这些方面的一条主线则始终是“以压力促变革”。限于篇幅和论题，这里无须细说，但有一点很清楚，杜勒斯在1953年以后的对苏政策主张与其早期思想之间有着明显的关联，例如：杜勒斯与艾森豪威尔后来所说“长途拉力赛”，与杜勒斯关于冷战和苏联挑战的“长期性”的观点如出一辙；杜勒斯强调“政治战”、“思想战”、“心理战”的作用，与他对冷战之“复杂性”的认识相一致；对东西方谈判和苏联局部缓和意愿的消极态度，正是因为他始终怀疑这是苏联的“退却策略”或“迂回战术”；坚持全面施压的对苏基本战略，与他对苏联的上述策略和内外“弱点”的认识有关；其“报复论”也可以从他对苏联对外策略的认识上找到源头；而其对“和平演变”战略的理论阐释则显然得益于其“和平变革”的政治哲学。
    如果将杜勒斯的思想前后联系起来考察，我们就可以发现，他的对苏战略构想，概括起来就是这样一种逻辑顺序：暂时共处，全面竞争，不断施压，谋求变革。“共处”是条件，是冷战游戏得以进行的前提；“竞争”（包括局部对抗）是实质；“高压”是主要手段；“变革”是最终目的。总之，“以压力促变革”，是杜勒斯对苏战略的本质特征。他提出的“大规模报复战略”、“解放政策”、“推回”、“战争边缘”等等，在实践中都是对苏联进行政治攻势的手段，本质上都是当作一种压力来使用，以外部压力推动内部压力，内外夹攻，目的是搞乱、挤跨、压跨苏联，早年那套“和平变革”的政治哲学经过改造和加工，在苏东问题上得到了具体的应用。
    但1953年以后的形势毕竟与40年代末50年代初有所不同，杜勒斯原来所持有的那些观念必然与不断变化的国际政治现实发生冲突，使他经常陷入困境，这就是他在对苏政策上有时摇摆不定、内心矛盾重重的主要原因。过去几十年研究者们争论不休的所谓杜勒斯在某些问题上的“两面性”，其实正是这种困境的反映。了解杜勒斯的早期思想，有助于更好地解释1953年以后杜勒斯在对苏战略上的那些矛盾现象，从种种看似混乱、矛盾的表象背后，找出一些本质的东西。过去的许多争论之所以在结论上南辕北辙，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就事论事、忽略了杜勒斯的思想前后之间的联系。这也说明，对于冷战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不仅要看他们做了什么，在决策中起了什么作用，还要追溯其思想根源。冷战主角们究竟怎样看待对手和冷战本身的性质，对于我们今天的反思尤其重要。总之，冷战史研究的深入，还需要加上一个思想史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