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北里志》与平康坊
    《北里志》序云：
    自大中皇帝好儒术，特重科第。故其爱婿郑詹事再掌春闱，上往往微服长安中，逢举子则狎而与之语。时以所闻，质于内庭，学士及都尉皆耸然莫知所自。故进士自此尤盛，旷古无俦。然率多膏粱子弟，平进岁不及三数人。由是仆马豪华，宴游崇侈，以同年俊少者为两街探花使，鼓扇轻浮，仍岁滋甚。自岁初等第于甲乙，春闱开送天官氏，设春闱宴，然后离居矣。近年延至仲夏，京中饮妓，籍属教坊，凡朝士宴聚，须假诸曹署行牒，然后能致于他处。惟新进士设筵顾吏，故便可行牒。追其所赠之资，则倍于常数。诸妓皆居平康里，举子、新及第进士、三司幕府但未通朝籍、未直馆殿者，咸可就诣。如不吝所费，则下车水陆备矣。其中诸妓，多能谈吐，颇有知书言话者。自公卿以降，皆以表德呼之。其分别品流，衡尺人物，应对非次，良不可及。信可辍叔孙之朝，致杨秉之惑。比常闻蜀妓薛涛之才辩，必谓人过言，及睹北里二三子之徒，则薛涛远有惭德矣。予频随计吏，久寓京华，时亦偷游其中，固非兴致。每思物极则反，疑不能久，常欲纪述其事，以为他时谈薮。顾非暇豫，亦窃俟其叨忝耳。不谓泥蟠未伸，俄逢丧乱，銮舆巡省崤函，鲸鲵逋窜山林，前志扫地尽矣。静思陈事，追念无因，而久罹惊危，心力减耗，向来闻见，不复尽记。聊以编次，为太平遗事云。时中和甲辰岁，无为子序。
    上述这段序语，向我们传达了几个信息：一是平康坊是诸妓聚集之地，“籍属教坊”，不是完全自由之身，但很多人已可公私兼顾，既有承担官差义务，也有应诸曹署行牒出坊赴朝士宴聚，还可接待来访宾客，后两项都可以得到可观的报酬。妓女已开始向自由职业者过渡，她们私自出里仍有困难。《北里志》言：“诸妓以出里艰难，每南街保唐寺有讲席，多以三月之八日，相牵率听焉。皆纳其假母一缗，然后能出于里。其于他处，必因人而游，或约人与同行，则为下婢，而纳资于假母。故保唐寺每三八日士子极多，益有期于诸妓也”。说明妓女与京城士子也有私下约会的机会，但还不能公开自由往来。二是朝士公私宴聚，要由有关曹署行牒才能出坊应召，宴聚地点并不在平康坊内。三是对人坊造访诸妓的人的身份有明确限制。在京朝官有职事者不得入坊猥妓宿娼，惟举子、新及第进士（未得官者）、藩镇幕职官（未带朝籍者）不在此限。
    根据《北里志》和有关史料记载，出入平康坊人员主要是以下几类：
    ①京都侠少、豪族贵戚
    《开元天宝遗事》卷二载：“长安有平康坊者，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侠少，萃集于此。……时人谓此坊为风流薮泽”。
    《太平广记》卷四九一《杨娼传》载，杨娼为长安名妓，常“造其室”的是“长安诸儿”。“长安诸儿”，应指贵族子弟，也包括家富资产的游手好闲之徒。
    《太平广记》卷十六《杜子春》的杜子春，“少落拓，不事家产，然以志气闲旷，纵酒闲游，资产荡尽”，属于破落子弟。流落长安，后得一老者资助，于是“乘肥衣轻，会酒徒，徵丝管，歌舞于倡楼”，一二年间，就把三百万钱挥霍的“稍稍而尽”，又得资助一千万钱，不一二年间，“贫过旧日”。《北里志》“北里不测堪戒二事”载，故山南相国起之子王式，执任金吾，“少狂逸，曾昵行此曲。遇有醉而后至者，遂避之床下。俄顷，又有后至者，仗剑而来，以醉者为金吾也，因枭其首而掷之曰：‘来日更呵殿入朝耶？’遂据其床。金吾获免，遂不入此曲，其首家人收瘗之。”王式有职事在身，入坊宿娼，遇后来者又匆忙躲避到床下，显然是冒险违禁。由此可知贵戚子弟不惜冒险入坊的恐怕在也不在少数。
    白居易《悲哉行》（注：《北里志》“海论三曲中事”条。）云：
    沉沉朱门宅，中有乳臭儿。状貌如妇人，光明膏粱肌。
    手不把书卷，身不擐戎衣。二十袭封爵，门承勋戚资。
    春来日日出，服御何轻肥。朝从博徒饮，暮有倡楼期。
    评封还酒债，堆金选蛾眉。声色狗马外，其馀一无知。
    正是对承荫袭爵、坐享富贵的贵游子弟流连倡楼、声色犬马的形象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