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东京梦华录》与帝京畸形繁荣的消费市场
    宋人孟元老所撰《东京梦华录》为我们形象地描绘了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帝京风貌。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东京的商业和服务业更为发达，三重城内店铺林立，街市、桥市熙熙攘攘，早市、夜市昼夜喧闹。京城官妓私妓并存，官妓已经商业化，私营娼妓的经营方式和对象也有了很大变化：一是随着坊市的突破，妓馆已不局限于个别坊区；二是由于都城人口结构的变化，服务对象已不限于官贵士人，而是扩大到各阶层民众，经商务工的外来流动人口成为妓馆顾客的大宗，不同区域的妓馆服务对象虽然仍有一定区别，但士庶混居，商用民居不分，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流动人口的增加等，区别已经不明显；四是由于顾客数量的增加，妓馆林立于城内外各繁华街市、繁华风景区、外来人口聚居区、商品交易场所；五是酒楼茶坊餐饮业与娼妓业合流以及官妓的商业化，使得畸形消费市场呈现空前的繁荣。
    1、分布区域的变化。
    唐长安妓女主要集中居住在平康坊，或零散居住在平康坊周围各坊。北宋东京的情况已有很大变化。
    北宋东京城为三重城，即宫城、里城和外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坊市制度的突破，娼妓业也根据经营需要布点设馆，与其他商业性经营活动一起，街市化、市场化。仅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城内妓馆比较集中地分布在以下街巷和场所：南北斜街，即里城旧曹门外大街；牛行街两边，即旧曹门至外城新城（新曹门）大街；马行街两边，即通往外城旧封丘门的御街北段；里城正门朱雀门内西大街；朱雀门外东西大街；相国寺东南的录事巷。此外蔡河两岸也分布着众多妓馆。除了固定的妓馆，城内大大小小的酒楼是妓女们经常出入的营业场所。由于城郊也是繁华胜地，妓馆也就把营业范围扩大了城郊。城西新郑门大路，直过金明池西道者院，院前皆妓馆。城东郊和城南郊也有园林馆所，《东京梦华录》虽然不载，恐怕也不会例外。
    2、服务对象的变化。
    唐长安诸妓的服务对象主要是王公贵族、士人举子、纨绔子弟、地方官吏，后期也有比较富裕的商人，但南来北往的商客始终不是妓女的主要顾客，这从晚唐笔记小说者也能反映出来。北宋东京的变化是服务对象的扩大。虽然官贵士人、进京举子仍是主要顾客，外来商贾、手工业工匠和其他外来人口也成为顾客的大宗。从上述分布区域的扩大就可以看出服务对象成分和比重的变化。
    里城正门朱雀门内大街宣德楼前为“省府宫宇”，如秘书省、尚书省等，“向西去皆妓馆舍，都人谓之院街”，大概因与省府宫宇连接，是里城内主要的商业区，官署和官吏有公私宴聚、招待应酬之需，外地来京办事的官吏、进京的举子、赴选的选人等也多在周围居住和活动（注：《东京梦华录》卷二《宣德楼前省府宫宇》。）。
    朱雀门外大街，向东到保康门（里城南墙东门）是妓馆比较集中的街巷，这条街上有状元楼，有住家，“余皆妓馆”，看来应与考生多聚集于此有关（注：《东京梦华录》卷二《朱雀门外街巷》。）。
    朱雀门外大街向西通新门（里城南墙西门）瓦子，以南有杀猪巷，原有大规模的肉市，后成为妓馆会集地（注：《东京梦华录》卷二《朱雀门外街巷》。参见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下编二《唐宋之际都城制度的重大变化》276页注9，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应与临近教坊有关。
    相国寺和景灵宫周围，有录事巷妓馆，小甜水巷妓馆，脂皮画曲妓馆（注：《东京梦华录》卷三《寺东门街巷》：“北即小甜水巷，巷内南食店甚盛，妓馆亦多”，或是南方人聚居在此开店，也可能是此地是外人口中南方人居多，因此南食店和妓馆多。）等，这带街巷与尚书省等府署和相国寺临近，是外地官、进京举子、外来商贾、艺人等聚集之地（注：《东京梦华录》卷三《相国寺内百姓交易》云：“相国寺每月五次开放，百姓交易。”王得臣《麈史》（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本1986年版）卷下，对相国寺庙市有如下描述：“都城相国寺最据冲会，每月朔望三八日即开。伎巧百工列肆，罔有不集。四方珍异之物，悉萃其间。”王栐《燕翼诒谋录》（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本1986年版）卷二《东京相国寺》：“东京相国寺，乃瓦市也。僧房散处，而中庭两庑可容万人，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四方趋京师，以货物求售，转售他物者，必由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