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世界历史理论与历史发展道路
    马克思一直在寻求从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道路，他在不同时期给出了不同的答案，这说明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的理解也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
    （一）单线发展论的局限。
    马克思在早、中期的有关论述中，认为从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唯一途径是消灭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使世界各国（包括东方社会的各个国家）纳入资本主义轨道，进入一体化的世界历史，并由此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单线的发展观集中体现在马克思的下述名言中：“社会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33页，第33页。）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决定社会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客观的、自然的历史过程，不同社会形态的演进正是这一客观规律起作用的结果。按照马克思的分析，“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可以看作社会经济形态的几个时代”，（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33页，第33页。）而且，人类社会只有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才能创造条件结束人类历史的动物时期，从人类的“史前时期”进入真正的人的历史，历史发展中的这个过程对一切国家都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可见，马克思从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出发，断定人类社会的发展都必须经过五种社会形态的演替，其中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建立标志着人类社会史前时期的结束，因此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进程，是由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不可逾越的唯一途径。
    由于马克思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线形决定论视为衡量历史发展的单一价值尺度，将世界历史的现实视为唯一可以接受的存在，所以，他在讨论东方社会发展问题时采取一种明显的代价论的立场。他认为，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是一个不可跨越的阶段，东方社会要进入世界历史，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进行西化或资本主义化，在这个前提下，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东方国家的侵略和掠夺，虽然犯下了滔天罪行，但在客观上起到了推动历史进步的作用。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对英国在印度的侵略与掠夺是持保留态度的，文中这样写道：“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页，第89页，第114页，第276页，第114页，第768页，第255页，第89页，第81页，第114-115页，第291页，第89页，第87页。）在另一篇文章中，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甚至持明显的贬斥态度，他认为，由于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迫使其他国家和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实际上，资产阶级“正像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页，第89页，第114页，第276页，第114页，第768页，第255页，第89页，第81页，第114-115页，第291页，第89页，第87页。） 显然，在世界历史的发展道路上，马克思把五种社会形态的交替演进视为不可逾越的 发展阶段，忽略了人类交往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能动作用，将历史发展中人、人道主义 的价值标准放到了一个不适当的位置，这表明马克思当时的思想和视野都受到欧洲高度 发达的文明程度的影响，其中具有明显的“欧洲中心论”的烙印。
    （二）跨越“卡夫丁峡谷”。
    马克思在晚年对历史学和人类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创立了东方社会理论，提出了东方国家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问题。
    世界历史形成之后，社会发展中的“跨越”现象才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因为世界历史所造成的“一体化”洪流，使各个民族或国家不可避免地受到它的影响和制约。马克思具体分析了俄国公社制度的先进性，指出“正因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所以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3页，第435-436页。）而且，俄国公社“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3页，第435-436页。）
    正是在世界历史的进程的影响下，在北美洲、大洋洲、非洲乃至东欧，各民族、各国家都从当下的社会形态直接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有的甚至直接跃进到社会主义的发展形态。马克思概括了资本主义产生的三条道路：（1）从封建制度的“衰亡”中产生；（2）从奴隶制或农奴制的“解体”中产生；（3）从原始公有制的“崩溃”中产生。其中，第一条道路是西欧资本主义产生的道路，也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典型道路，第二、三条道路则是在世界历史影响下形成的。没有世界历史的“一体化”洪流的冲击，从奴隶制的“解体”和原始公有制的“崩溃”中决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制度。社会发展中的“跨越”现象成为一种可以重复的现象，成为解释社会加速发展的客观规律。
    更具直接现实意义的是，由于世界历史的影响，东方一些较为落后的国家跨越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就是被西方资本主义的坚船利炮强行纳入世界历史的发展轨道的，资本主义列强在入侵中国的同时，也带来了资本主义的“新式工业”和生产关系，并使中国社会内部积聚已久的矛盾加速走向激化状态。因此，“由于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进行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例如，英国的竞争使德国潜在的无产阶级显露出来）。因此，对某一落后国家革命的发生来说，完全没有必要等这种矛盾在这个国家本身发展到极端的地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页，第89页，第114页，第276页，第114页，第768页，第255页，第89页，第81页，第114-115页，第291页，第89页，第87页。）正是由于在世界历史背景中所产生的内在矛盾，再加上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高潮的到来，中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就成为不可遏止的历史潮流。
    （三）“中心--卫星”式的世界格局。
    马克思认为，虽然资产阶级“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但它开创世界历史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其结果是形成了“中心--卫星”式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使各“卫星”国处于畸形的历史发展状态。马克思在这里用明确的理论形式确立了东方及其他落后国家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中的地位。
    正是因为开拓了世界市场、世界历史，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区别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显著特点，就是它“具有国际的性质”，“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8页。）马克思分析了当时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在国际范围内的发展状况，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是以国际分工为基础的，由于大工业所造成的功能过剩，大大促进了向国外移民和把外国变成殖民地、变成宗主国的原料产地的行为，这样，一种和机器生产中心相适应的国际分工就形成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成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区。这是一个“中心--卫星”式的经济体系。换言之，就是工业化国家是“中心”，为“中心”发展工业服务的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的地区是“卫星”。恩格斯曾形象地指出：“英国是农业世界的伟大的工业中心，是工业太阳，日益增多的生产谷物和棉花的卫星都围着它运转。”（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93页。）
    国际市场的交换实际上是一场不平等的交换，过去是如此，现在也是如此。马克思注意到“处于有利条件下的国家，在交换中以较少的代价换回较多的劳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65页。）马克思辛辣的指出：“当我们把自己的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因为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很有体面的样子，而一到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4页。）
    不难看出，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中心--卫星”式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形成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种种血腥、残忍和不平等的手段，对卫星国进行剥削和掠夺，使本来就落后的卫星国失去了发展的生机。从马克思时代到当今世界，虽然资本主义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不断改变瓜分世界市场的形式，但它通过更高形式的国际分工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掠夺，力图按照自己的形象改造其他国家，并试图将这些国家置于自己的从属和附庸地位，这种本质的东西是不会改变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和方法为我们今天研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发展中国家的“后发展”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