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历史发展与价值关怀
    马克思提出世界历史理论，当然不只是处于一种历史视野或某种理论概括的需要，而是有着重要的实践参照和价值关怀。
    世界历史的形成固然是资本主义创造出来的，但世界历史的进一步发展却不仅仅属于资产阶级。在世界历史形成的初期，由于资产阶级拼命开拓世界市场，使一些狭隘的、封闭的民族、国家以及个人进入到文明的、开放的世界市场体系中，但是，处于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个人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放，相反，“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到为世界历史性活动，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力量的支配，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页，第89页，第114页，第276页，第114页，第768页，第255页，第89页，第81页，第114-115页，第291页，第89页，第87页。）人的生产和劳动因此而产生了异化，日益受到外在的异己力量的支配。在资产阶级开拓世界市场的过程中，人的异化是无可避免的历史命运，就连资产阶级自己也摆脱不了异化这种困境，他们之所以风尘仆仆奔走于世界各地，同样是受外在的异己的利益所左右。
    所以，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必须进一步深化，以尽快走到它的逻辑终结。他提出，要将世界历史的发展与人类的解放有机地结合起来，把世界历史的完成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统一起来。按照马克思的分析，历史进入“世界历史”后，才产生了“世界历史性的”、负有独特使命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并成为“解放全人类”的物质力量。“当每一个民族的资产阶级还保持着它特殊的民族利益的时候，大工业却创造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益，在他那里民族的独特性已经消灭。”（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页，第89页，第114页，第276页，第114页，第768页，第255页，第89页，第81页，第114-115页，第291页，第89页，第87页。）同时，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也为共产主义的实现提供了高度发展的物质基础和精神条件，世界历史的完成，就是共产主义的实现。这个历史进程，对各民族来说，需要通过各民族“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页，第89页，第114页，第276页，第114页，第768页，第255页，第89页，第81页，第114-115页，第291页，第89页，第87页。）对于个人来说，“每一单个人的解放的进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页，第89页，第114页，第276页，第114页，第768页，第255页，第89页，第81页，第114-115页，第291页，第89页，第87页。）因此，单个人的真正解放，世界历史的最后完成，就是共产主义的到来。“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的意义上才能存在，就象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的存在才可能实现一样。”（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页，第89页，第114页，第276页，第114页，第768页，第255页，第89页，第81页，第114-115页，第291页，第89页，第87页。）从这些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到，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无论从出发点还是归宿，都是与对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的命运和全人类的命运的关怀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处处都充满了价值关怀和历史使命感。
    无庸置疑，世界历史的形成促进了人类的普遍交往，使人类进入了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不仅极大地拓展了人类的生存空间，也极大地促进了人类文明的整合与创新，从根本上推动了历史的进步与发展。但是，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和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也是一把双刃剑。我们在肯定全球化的积极意义的同时，切不可忽视其消极的作用。就现实的发展而言，全球化的运行规则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制定的，因此，经济全球化更青睐西方发达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则由于种种原因，不仅难以获得全球化的经济利益，而且容易受到全球化所形成的国际市场的冲击，不仅要面对全球化所带来的经济挑战，而且要面对全球化所造成的政治、文化挑战。
    四、世界历史与全球化浪潮
    一个思想家的某个理论，有时往往在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之后，才会显露其内在的价值，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这是古今思想史上屡见不鲜的现象。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也是如此。回顾世界现代史和现代思想史，我们发现，马克思的这一观点不仅成为西方世界众多有良知的学者进行现实批判的理论背景，而且对今天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个多世纪以前，当马克思提出世界历史理论时，资本主义制度刚刚走出“羊吃人”的阶段，迈入高速稳定的发展时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否建立新的工业体系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生命攸关的问题。民族的闭关自守状态不可能从容地继续下去了，越来越多的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到普遍交往的行列之中。世界各国在经济交往的基础上，又形成了政治交往、文化交往，不仅开拓了世界市场，而且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世界历史的形成标志人类历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如今，这一历史阶段仍然在发展当中，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突飞猛进，导致了规模宏大的世界市场国际联合体，以及物质流、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的全球循环，世界历史、世界市场的整体化已将世界变为更为紧密的“地球村”的现代模式，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的世界体系已经发展成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现代化是不是“西化”和“资本主义化”的问题，仍然在付诸理论探讨和实践检验，一批有良知的西方经济学家如华伦斯坦等人，哲学家如马尔库塞、德里达、杰姆逊等在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和解构时，仍在充分运用马克思当年所提供的理论框架。这一切都说明马克思的理论勇气、睿智的远见和世界历史理论的长远生命力。
    世界历史表明，只有善于开放、交往和综合的民族，才有机会走在世界前列。古希腊只是一个沿海的小民族，他们之所以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不朽的足迹，就在于他们善于开放和交往，善于吸收优秀的外来文化。中国的历史也是这样，中国封建社会在唐、宋时期之所以繁荣兴旺，就在于当时的中国社会有一定的开放性；而恰巧在世界资本主义急速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国开始了近200多年的闭关锁国的历史，从而导致了“历史倒转”的可悲现象，最终被西方列强“强行”拖入世界历史的运行轨道，其双重效应在于，一方面，它破坏了封建经济的坚持，造就了“新式工业”，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它又勾结中国的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长期处于一种畸形的、不完备的、落后的状态。
    显而易见，在经济落后的中国，要想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实现现代化，仅仅指望“单独开始”“从头进行”显然是不行的，若果如此，也只能等距离地追赶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最终仍然处于落伍者的地位；同时，现代化已不是一个民族性的概念，也不是一个单纯的时间性概念，而是一个世界历史的概念，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实现了现代化，不是拿本国现在的水平同过去的水平相比，而是同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相比。此外，按照邓小平的观点，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孤立的状态下实现现代化，要真正在中国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对外开放，自觉走进世界历史的行列，做合格的“世界公民”。
    世界历史延续到今天，的确向中国人提出了做世界公民的要求，同时也为我们思考地球上的问题提出了进行新的反思的任务。比如说，全球化浪潮来势如此之猛，它会不会将“世界哲学”的课题也提上议事日程？不管怎么说，美国哲学家Archie.J.巴姆的一番话对我们还是很有启迪的：“世界哲学应当设法回答那些对所有的个人和所有人民来说都是可接受的而且是真实的哲学问题”“世界哲学不仅要关注与个人和人民有关的普遍真理，而且要关注在不同文化传统中已被确认取得了某些真实结论的主张。”（注：A.J.巴姆：“who is Responsible world philosophy?”，印度Darshana杂志，1990年第1期。）抑或有关世界哲学的主张，已像某些哲学大师所宣称的那样已经在他们那里得到实现？也许在这个热闹嘈杂、人声鼎沸的地球村里，世界哲学的主张永远只是一个梦想，但不管怎样，在可以想见的未来，这仍将是作为人类的我们不能回避的攸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