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魏显国乃是因著史导致失明之人，据郭子章《史书大全序》，由于撰写《历代 史书大全》过度用功劳神，“书儿就而华容目瞖，亡几何盲”。这博得许多官僚与学 者的同情，如邓汝益致信郭子章说：“吾辈双眸炯炯，视古今事如秦越；魏君不惜一官 、不爱双目，惴惴焉惧奸雄高张、贤哲堙圽，此其气甚壮而其志可悲也。君其为编次 而付之梓”（注：[明]郭子章：《史书大全序》，载日本公文书馆现藏本《历代史书大 全》。）。郭子章时任浙江参政，亦积极为之谋求赞助，不但地方官绅起而响应，而且 御史大夫傅孟春、李涞等人“胥怜而助之”，这与许孚远《序》中所列名单正相印证。
    第三，《历代史书大全》以木活字印刷，所谓“铜活字”之说，乃是误解了许孚远《 史书大全序》所谓“铜板活字”（注：“铜板活字”出于许孚远：《敬和堂集·史书大 全序》，而《历代史书大全》中的该序则为“枣板活字”。）的语意。“铜板”是说排 定活字的字盘用铜制造，但“字”与“板”不一定为同一种材质，这在版本学界早有探 讨（注：参阅潘天祯：《明代无锡会通馆印书是锡活字本》，《江苏图书馆工作》1980 年第1期。）。郭子章《史书大全序》自述他的援助活动说：“乃谋之郡守沈叔顺，郡丞 吕世华，司理周尚之，归（安）、乌（程）二令任用予、袁元让。剞劂则举赢而力诎，缮写 则事庞而日费，无若捐俸醵金，合铜板枣字印若干部，姑以卒华容之志。”这里所称欲 “合铜板枣字印若干部”，说明是使用枣木活字，日本藏本《历代史书大全》即著录为 木活字本，二者正相契合。上述引文还表明，选用活字印刷一是为了减少费用，二是为 了印行迅速，但活字排印不能象雕版那样保存书版，随时刷印，致使该书行世总数量较 少。
    第四，魏显国撰写《历代史书大全》的帝纪和列传之外，还撰写有相当正史书志的《 封建考》、《职官考》、《司天考》、《舆地考》，作者原本将之视为全书组成部分， 然而512卷印本《历代史书大全》，并不包含《封建考》等四考，钱茂伟《明代史学的 历程》既言《历代史书大全》512卷，又称其有三个组成部分，“第三部分为书志。只 选择封建、职官、司天、舆地四考”（注：钱茂伟：《明代史学的历程》，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06页。），此乃属含混之语，易使人误解。该书卷首《目录》后 有附言曰：“已上帝纪全集自皇初至元末共壹佰零七卷，计千陆板；列传共肆佰零五卷 ，计伍千板。外封建、职官、司天、舆地四考付之书坊别梓，与前纪传并行。故总序于 卷端云。”上文所录许孚远《史书大全序》亦称：“四考则付之书坊别梓”，可见《历 代史书大全》印行时并未收纳“四考”于其中，而所谓“付之书坊别梓”，也不知结果 ，“与前纪传并行”的说法或恐只是愿望和设想。
    《历代史书大全》印行后，魏氏又藉此宏基，分类纂辑多种历史人物传记，如《历代 相臣传》、《历代守令传》等等。因为魏显国已经失明，连《历代史书大全》印行前的 考订、校勘也由魏一鹏等子侄六人与其他助手担任，后来的修纂活动似乎也只能依赖其 子侄之辈。该时魏显国已较有名声，《封建考》、《职官考》、《司天考》、《舆地考 》似应不难刊印流行，而遍查目录之书却未见影踪，似乎未曾成书单行。这与明万历年 间之社会文化风气有关，一般读者偏爱阅读历史的宏纲大事与人物事迹，不大重视正规 的典章制度考述，已成为书坊刻印书籍的导向。而《历代史书大全》的赞助者舍四考而 仅印行纪传，当另有学术见解上的问题，姑留待后文探讨。
    三、魏显国的史学思想
    《历代史书大全》是一部通史，上起传说的盘古，下迄元朝末年，卷帙浩大。魏显国 为其著作的刊印奔走求援之际，携带他的《史书总论》、《史书述略》，意欲展示自己 的史识而争取赞助。《史书总论》、《史书述略》和《凡例》（注：《史书总论》、《 史书述略》和《凡例》，均载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书《历代史书大全》卷首，下文不再 备注。）是撰写《历代史书大全》的纲领，集中而明确地表达了魏显国的历史观念和史 学思想。
    （一）认真审视历代史书的治史精神
    《历代史书大全》是从以往历代史书中择取史料而撰写的，自称“大全”，是表明决 非随意摘抄少数史籍，乃经过全面地搜集与鉴别，这在卷首的《史书述略》即可得到证 明。魏显国在《史书述略》中，将历代史料、史书分为若干阶段或朝代，即《皇初述略 》、《太昊至高辛述略》、《唐虞夏商周述略》、《秦史书述略》、《前汉史书述略》 、《后汉史书述略》、《续后汉史书述略附魏吴史书述略》、《晋史书述略》、《南北 朝史书述略》、《隋史书述略》……直至《元史书述略》，具体地叙述各代史书的基本 状况，表明了自己从中选材的标准。在《唐虞夏商周述略》中，概述了《尚书》的流传 与研习，从史学角度分析了《诗经》、《春秋》、《左传》。对《世本》、《史记》、 《战国策》、《古史》、《通鉴外纪》、《通鉴纲目前编》等等涉及这一段上古史的典 籍，皆予以综合评述，其中颇有值得注意的说法，例如认为是“闾巷之呕吟，郊庙、朝 廷之歌颂，美刺并存，而古史劝惩之义昭矣”，这是用史家眼光看待《诗经》。认为“ 楚汉之际有衷布者录自古帝王、公、侯、卿大夫之世，终乎秦襄，号曰《世本》十五篇 ”，这是将《世本》成书时间定于秦汉之际。在《唐史书述略》中，对《旧唐书》、《 新唐书》都有大段的批评，又评述《资治通鉴》、《通鉴纲目》、《唐六典》、《贞观 政要》、《通典》、《唐鉴》等史籍，申明“愚故合采数编，并录祖禹论断，而定为唐 全史云”。
    整卷的《史书述略》，都是对关于各个朝代史书的叙述和评论，包括重要史书的编纂 过程、内容、体例、流传、影响、史料价值等等，它反映了魏显国为撰写通史著述，全 面地审视历代史书，以保证择取更好的资料。这种治史途径，是将通史撰著建立在对历 代史书与史学的清理、研究的基础之上，从而具有了史学发展史的知识和眼光。明朝后 期，学风浮躁，撰史者往往仅凭一、二旧书，随意抄纂，充作著述。魏显国这样认真分 析和评论各种史书优长或不足，从而理性地指导史料取舍，当时已为凤毛麟角。他在《 唐虞夏商周述略》的按语中说：“史贵传信，然非综核旧典，谁其信之！”可见魏显国 是要在“传信”的原则下，通过“综核旧典”来提高编撰通史性史书的学术素养。如此 治史，无疑要付出繁重的劳作，消耗很大的精力，乃至于双目失明。这种执着、认真、 勤奋的学术精神，在明代众多的史家中实属卓荦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