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研究、特别是“康乾盛世”乃至19世纪中国社会研究，存在一些思想认识上的 误区，似有必要提出来加以讨论和澄清。
    一、“传统”与“近代”
    20世纪后半期的史学研究较为彻底地突破了以西欧近代化作为标尺衡量各国社会历史 发展进程的“西欧中心”论，对中国社会历史的研究产生了震撼性的影响。人们从理论 上、情感上一致反对和批判“西欧中心”论、“外因决定”论。然而，思想误区习惯势力的影响是不容低估的。人们习惯于关于“传统”与“近代”无须思考的结论；习惯以西欧近代化作为标尺衡量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习惯中国古代史与中国近代史以鸦片战争为分界线的学科分野。一些似新实旧的理论，如“对西方冲击回应”的“冲击- -反应”模式、以西方现代化为模式探讨“非西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或西方化”的“现代化理论”；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如“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第三领域”、“增长”与“发展”、“边际效益递减”等，便继续影响人们对中国社会历史做出合乎实际的认识与阐释，难于从历史渊源上理清和揭示基于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以对鸦片战争的认识误区为例。
    人们受“西欧中心”论的影响，认为先进的西欧既已挥舞鸦片战争的巨斧，那么斩断中国古老朽木、即时插上金属伞便勿庸置疑。因为王朝统治的衰落和传统社会内部结构 的长期稳定性，使中国成为缺乏历史演进活力动力、永恒不变的停滞性社会，只有西方文明才是唤醒它、打破其“传统平衡”和“贫困循环”、使其古老文化受到彻底扫荡、从而得到解脱的决定性力量。连马克思也受到影响，他把中国视为“木乃伊”式的社会，在鸦片战后中国被迫放弃闭关锁国的形势下预言：“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到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页。）面对历史，人们有太多先入为主的印象。
    人们以为欧洲一旦开始了工业革命，便自然成为全球化经济的中心。历史的事实则是 ：当时多边贸易关系及世界范围内分工的全球经济中心，仍处于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 开始进行工业革命的欧洲则处于边缘。尽管工业革命、产业化以及资本主义向海外扩张的必然性，推动欧洲以从殖民地美洲攫取的白银开路，企图挤上以中国亚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列车、改变其格局、最终占据中心的位置。然遗憾的是，甚至直到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企图也不能说变成了现实。1852年，广州一位叫做米契尔的英国官员报告了中国的情况：“收获完毕后，农家所有的人手，不分老少都一齐去梳棉、纺纱和织布”，“这个国家十分之九的人都穿这种手织的衣料，其质地各不相同，从最粗的粗布到最细的紫花布都有”，“生产者所用的成本简直只有原料的价值” 。他不无沮丧地说，“我们工厂主只要稍稍思索一下这种制度的令人赞叹的节俭性，以及它与农民其他活路的可以说是巧妙的穿插配合，那么就会一目了然，就较粗的织造品而论，他们是没有任何希望与之竞争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60页。）米契尔所报当时中国的情况，长期以来被“欧洲中心论”影响下的人们视为封闭落后、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典型。但正是以这种家庭工业为主要背景的中国，拥有无论从人均产值、收入、消费还是内外贸易均在当时世界上起主导作用、“最先进、最复杂”、最终非鸦片不足以搞垮的经济。如贡德·弗兰克所云：“尽管欧洲人获得美洲的金银并以此买通进入亚洲的世界经济的道路，但是在1500年以后的三个世纪里，他们一直是一个小角色，而且不得不适应--而不是制订！--亚洲的世界经 济游戏规则……亚洲人在世界经济中仍然是成功的竞争者。”即便从科学、技术上看，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与当时欧洲相比，也往往是“技高一筹”。（注：[德]贡德·弗 兰克：《白银资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256页。）西欧并非绝对先进，鸦片 战争也并没有即时斩断中国之树。
    另一方面，鸦片战争之后到甲午战争半个世纪，西方列强并没有在中国之树上嫁接金属伞，只是拼命在向中国推销纺织品和鸦片。著名学者吴承明先生指出：这一时期，中 国洋务派和民族资产阶级则跨越了西方产业革命初期的“纺织工业”时代，跟上了西方产业革命第二阶段“蒸气和钢铁”时代的潮流，直接向西方寻求“机船矿路”，自行创办了中国第一批机器制造厂、机械采矿业、钢铁联合企业、实用化铁路。这些工业不仅是进口替代工业，而且是追赶时代的工业。由于其时以制造兵器战舰为主，中国造枪水平与国外的差距从37年缩短到20年，再到13年，最后为6年；造舰水平与国外的差距从16年缩短到8年，最后为6年。（注：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这些近代化企业是中国之树自生树冠的组成部分，而不是西方列强插在中国之树上的金属伞--外国资本投资这些企业是在甲午战争以后，亦即中国人创业二三十年后的事情。
    涉及到经济发展的社会性制度性基础，人们以为，产业革命以后的欧洲一定与民主自治、与最优化的社会结构和运行体制相联；而专制独裁、泥古不化、运转窒滞则是当时 中国的特色。历史的事实则是：那些进入或即将进入产业社会的国家地区，其突出特点国家的专制统治一直达于末端；而中国，其县以下基层社会的自治因素却不但始终存在而且日趋活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