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南米价自康熙四十六年（1707）大旱从每升七文涨至二十四文之后，虽仍随丰歉涨落 ，但不再复归原价。雍正时期及乾隆初年，每升常价在十余文左右。乾隆五十年（1785） 大旱，每升长到五十六七文，自此以后，无论荒熟，“总在二十七八至三十四五文之间为常价矣。”（注：钱泳：《履园丛话》，第27页。）巴蜀米价“雍正八九年间，每石尚 止四五钱”，乾隆时动辄即达一两以上，最贱亦八九钱。（注：《清高宗实录》卷三一一。）贵州雍正四年（1726）“京斗米一石不过四钱五分及五钱有零”，乾隆以后“丰收 之年亦须七八九钱一石，岁歉即至一两一二钱至二两不等”。（注：《清高宗实录》卷三一一。）江西“康熙年间稻谷登场时每石不过二三钱，雍正年间则需四五钱”，乾隆 年间“则必需五六钱”。（注：《清高宗实录》卷三一一。）除米价上涨外，乾隆时湖南巡抚杨锡绂奏称田价“向日每亩一二两者，今七八两；向日七八两者，今二十余两”； （注：《清高宗实录》卷三一一。）山东巡抚阿里衮奏称“凡布帛丝棉之属靡不加昂”；（注：《清高宗实录》卷三二三。）两江总督尹继善奏称“年来百物腾涌”，“无不价增 ”。（注：《清高宗实录》卷三一九。）乾隆末年浙江人汪辉祖亦提到“往年专贵在米，今则鱼虾蔬果无一不贵”。（注：汪辉祖：《病榻梦痕录》。）如上，清代米价上涨，并 不如以往的“丰则贱，歉则贵”，而是持续上涨，居高不下；清代物价问题，并不限于米谷，而是百物腾贵，无不价增，这被当时人们视为千古罕见的奇观。而物价问题在康 乾之际成了困扰统治者、使朝野上下为之瞩目的重大问题，这在几千年中国历史上也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那末，从这些历史现象应该感受到的哪些问题呢？
    第一、经济全球化
    如果将经济全球化看作是一个历史的范畴，那末，早在产业革命的风暴到来之前，便 存在着多边贸易关系及世界范围内从供求出发而自然分工的全球经济。康熙帝、雍正帝 、乾隆帝以及洪亮吉等当时中国最有见识的人物均没有认识到，受欧洲中心论影响的后人也没有认识到，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以发达的经济（包括西方无法望之项背的总产值与人均产值、人均消费水平、内外贸易）、一流的商品（包括西方无法与之竞争的品种、质量、数量及低廉的生产成本）理所当然地处于这一世界经济格局的中心，发挥着主导作用。航海大发现以后，欧洲人获得了美洲的白银并以此买通进入世界经济格局的道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长期处于有利的出超地位，数以亿计的美洲白银外国银元源源不断流入中国，以至许多历史学家“把中国描写成吸引全世界白银的唧筒”。（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第539页。）18世纪末来华的英国人斯当东当时即明确指出：中国物价显著提高的原因是“最近一个世纪以来，大量白银从欧洲流入”。（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481页。）货币史专家彭信威先生认为：“乾隆时物价上涨的基本原因是美洲的低价白银流入中国”。他反对将物价上涨与人口增长机械相连，以康熙年间为例说：“康熙乃清代的盛朝，政简费轻，人口的增加率应当是很大的，而米价却很平稳，可见人口增加对于白银购买力的影响不大”。（注：《中国货币史》，第852页。）清朝实行白银、制钱二品法定货币制，大数用银，小数用钱，“银与钱相为表里，以钱辅银，亦以银权钱”，（注：《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三、十六。）银钱比价为白银一两兑钱千文。白银大量内流，银多钱少，势必引起银钱比价的变化。为维持银钱比价的基本稳定，保证社会经济活动正常运行，清官方有意识地大幅度增加制钱投放量。这一时期清官方增加投放的制钱量恰等于世界白银的内流量。换言之，支持康乾盛世经济繁荣的充足资金，造成康雍乾时期物价持续上涨的原因，均与经济全球化的当时的现状、进程和发展有关。
    第二、经济全国化
    1.物价特别是米价成为全国性的严重问题，说明有更多的人口同市场特别是粮食市场发生了关系。
    经济发展先进地区大批非农业人口家无隔宿之粮，“仰籴而食”。粮船数日不到，路有饿殍。杭州“仰籴而食者凡十六七万人。人以二升计之，非三四千石，不可以支一日 之用”。（注：[光绪]《杭州府志》，《癸辛杂识》。）如汉口“户口二十余万。五方杂处，百艺俱全，人类不一，日消米谷不下数千（石）。”（注：《清朝经世文编》卷四十 ，晏斯盛。《请设商社疏》。）粮食生产收益较种植经济作物和经营手工业收益低，使更多的农民从粮食生产转向收益较高的经济作物种植和相关的手工业生产，社会上特别是 专业化的经济作物种植区粮食不能自给，对商品粮的需求量空前增长。如松江府种稻之地只占1/3，“每年口粮全赖客商贩运”，（注：《清朝经世文编》卷三七，高晋：《请 海疆禾棉兼种疏》；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一，《海运南漕议》。）上海县康熙年间每 年从关外运进大豆小麦达1千余万石，崇明县乾隆年间每年运进粮食达30万石。（注：包 世臣：《安吴四种》卷一；《清朝经世文编》卷三七，《请海疆禾棉兼种疏》。）苏州 府“无论丰歉，江广安徽之客米来售者，岁不下数百万石”；（注：包世臣：《安吴四 种》卷二六。）杭州府每年所需客米三四千万石。（注：李鼎：《李长卿集》卷九，《借 箸篇》。）“福建之米取给于台湾、浙江；广东之米取给广西、江西、湖广；而江浙之 米取给于江西、湖广”，“湖广又仰给于四川”27，（注：《雍正朱批谕旨》第八函，第七册，雍正八年四月二十日鄂尔泰奏；第四函，第二册，雍正二年八月二十日王景灏 奏。）重庆、湘潭、衡阳、汉口等地均成了著名的粮食集散地，还出现了大规模运售粮食乃至军粮的巨商。（注：[道光]《万全县志·志余》；民国《龙州县志·舆地志》等 。）与之同时，清代赋税内容与赋税制度发生变化。原国家征调的物资进入市场。布帛及地方特产基本停征或改征折色银，如河南“官机白布”登市交易；浙江严州贡绢进入 流通；（注：[乾隆]《遂安县志》卷十，《艺文》。）东北人参、貂皮等“交官之外，听其自售”（注：参见冯一鹏：《塞外杂记》；方式济：《龙沙纪略·方隅》。）等。原作 为实物税征收的粮食进入市场。雍正“摊丁入地”后，除数百万运往京师的漕粮外，基本实现了赋税的货币化。其后，漕米改征折色，大致完成了赋税货币化的过程。而清代 赋税非但征收货币，还规定一两以上必须交纳银两。乾隆年间又曾一度将银两起征点降到一钱。也就是说，对于纳税的业主小农，存在着一个将所产粮食货币（铜钱）化，再将 铜钱货币银两化的过程。这一过程，除官方代折外，应该是进入市场进行商品交换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