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钱贵谷贱百物贵”、“钱贱谷贵百物贱”的传统观点被“银钱数量攀比上升、银钱俱贱、粮食百物俱贵”的现实所取代，说明以粮食为中介自产自销的简单商品交换， 已经在某些地区、某种程度上由商人在各级市场网络中操作的商品流通所取代；粮食不再具有通货的性质，在商品流通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只有作为法定货币的白银与铜钱 。
    3.形成了两类（生活资料、生产资料）三层（全国性、区域性、农村集市性）市场和全国性的市场网络。
    由此可见跨地区乃至全国性的商品流通。金陵绸缎销售“北趋京师、东北并高句丽、辽沈，西北走晋降，逾大河上秦雍、甘凉，西抵巴蜀，西南之滇黔，南越五岭、湖湘、 豫章、两浙、七闽，趋淮泗、道汝洛；（注：[同治]《上元江宁两县志》卷七，《食货 志》。）松江棉布销售有冀北、陇东西、海关内外“挟资千亿”的巨商“券驴市马，日 夜奔驰，驱车冻河，泛舸长江”；（注：《清朝经世文编》卷二八，钦善：《松问》。）绵竹竹纸销售遍本省“五道百五十余县”，并“云、贵、陕、甘、湖广”（注：[民国] 《绵竹县志》卷九，《实业志》。）等。商品粮也加入了远程运销的行列。吴承明先生曾归纳了9条主要的商品粮运销商路，他认为，清代长途运销的粮食占商品粮食总数的2 1.6%。
    由此可见全国性商业交通网的发达。清代凡能用于商业交通的内河水道基本上都得到了开发利用。据估计，清代内河航程达5万公里，海运航程达1万公里。以北京为中心， 勾连全国商业交通网，形成了6条主要水陆联运线。西南、西北、塞北、东北等许多过去不通舟车的地方都密布着商人的足迹。
    由此可见中心价格的形成。清代主要商品的价格趋于一致。如乾隆时常年粮价，江苏地区平价米谷每石1.1-1.2两、中价1.5-1.6两、贵价2两以上；湖广地区米每石1.4- 2两；江西地区米每仓石1.5-2.3两；山西地区（平阳、汾州、蒲州、太原、潞安、泽州 等府）米麦每石1.5-2两；山东地区（兖州、泰安）粟米每仓石1.4-1.8两；甘肃地区上 色（粟米小麦豌豆）每石2两，下色（青稞大豆）每石1.2两等。（注：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九一七；卷二八六；卷二一四；卷十；卷二百九十；卷三九二。）各地间隔成百上千 里，粮价却相差不多，除了官府以平粜等手段进行的政策调节外，主要是市场调节的作用--“谷贱则商籴至，则其价必增”，“谷贵则商贩至，则其价必减”。
    于是，在历史长期发展的进程中，在上述前提下，形成了粗略自然分工的全国化经济。从物价问题出发应该感受到的上述两点，均反映了清代经济中的积极走向与新的活力 ；反映了“增长”与“发展”不是对立的因素，而是紧密相连、对立统一的因素，“增长”中存在着“发展”和社会进步。
    三、“边际效益递减”与“资源配置劣化”
    社会经济前进还是衰退，最终取决于人口与资源配置的优劣。不少人接受或敬畏于如下说法：中国传统农业生产要素配置的有效性表明其边际效益率大致相等，一方面因不 能从再配置中得到好处而没有重新配置资源的动力；一方面因劳动边际产品降为零，再增加劳动投入不再增产而边际效益递减。这应该是中国史研究中的又一个认识误区。
    “边际效益”是从经济学引进中国史研究的一个概念。一些人津津乐道或人云亦云这一昭示“理论色彩”的时髦词汇、以之阐释和论证18、19世纪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的衰落 时，甚至并没有真正了解这一概念的实际内容。
    “边际”学说早在1862年～1873年由三位经济学界新人：英国杰文斯、奥地利门格尔、法国瓦尔拉斯分别提出，于20世纪逐渐发展成为“边际主义”。“边际效用”、“边 际产量”、“边际成本”、“边际效益”、“边际报酬”、“边际替代率”以及“边际消费倾向等”所谓“边际”概念，以及由此而发生的“边际分析”，也即成为经济学中 最为常见的理论概念和分析方法之一。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边际”学说和“边际”分析方法被陆续活用到与经济发展相关的各个领域，包括近数十年的中国史研究领域 。
    那末，什么是“边际效益递减”规律呢？
    所谓“边际”，即是边缘。在一个连续增加的量中，最后新增加的量就是“边际”量 。边际学派的理论基础是反对劳动价值论的主观价值论，亦即所谓的边际效用价值论， 他们认为，商品价值是一种主观心理现象，表示人对物品满足人的欲望能力的感觉和评价。比如吃饺子，吃30个为最大食量。如果第35个饺子是他吃掉的最后一个，作为边际 量的第35个饺子给他带来的感觉，则是自第30个饺子以后愉悦程度递减的感觉。这便是“边际效益递减”。这是消费领域。在生产领域，在财力与物力资源固定不变的前提下 ，连续增加的人力资源的投入所带来的新的效益，在初始阶段不断上升，但是当达到一定值之后，效益不但不会上升，反而呈现递减的规律。
    以“边际效益递减”的规律阐释18、19世纪中国传统社会经济，从人口爆长、人力资源投入过剩出发，貌似有理，实际存在很大的问题。
    如果我们把资源（在传统社会以土地为主）视为资本，把人口视为劳动，那末，判断人力资源（劳动）投入所带来的边际效益是增加还是减少，有一个重要条件，便是其他生产 要素不变。“边际效益递减”，是在土地等生产要素投入数量和投入结构保持不变情况下，增加劳动投入达到一定界限时才会发生的现象。然而，中国传统社会历史，包括18 、19世纪的中国社会历史，没有这样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