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官方册籍上的土地称为“税亩”、“额田”、“粮田”等，从均平赋役、划一起征角度出发，又有“折亩”等名目，完全不是实在的地亩。清代土地数字本应该有很多 理由多于明代。如清代实行有效管理的版图（包括东北、西北、西南等广大区域）远远超过明代；清代雍正摊丁入地，实行以地亩为单一纳税标准的赋役制度，较之以人丁、地 亩为双重纳税标准赋役制度的明代，应对土地数字给予更多的重视；清代奖励垦荒的政策优厚且长期，明代垦荒三年起科，清代垦荒六年、七年乃至十年起科，且以垦荒制定了任官和官吏的考成制度；清代长期大规模的开荒垦荒运动，特别是所谓“湖广填四川 ”，“四方填湖广”，“出口闯关东”等超省际移民垦荒以及东北、西北、西南辽阔边疆的开发，其规模和数量不仅远胜于明代，即便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绝无仅有等，然而 ，清代各朝册载土地总数，除了雍正二年（1724）890万顷（仅实录所载，其它官书均少于此数）和光绪十三年（1887）910～920万顷之外，全都没有超过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的8 50万顷和万历三十年（1602）的1160万顷。在中国传统社会，一方面，农家既为生产单位 也为消费单位，其生活通常在糊口、温饱乃至小康之间摆动，谋求消费优化便成为资源 再配置的动力。有清一代除了康熙一朝土地数字增长较快，雍正二年（1724）到同治十二 年（1873）近150年间，土地总数一直在750～790万顷之间徘徊。（注：土地数字不实、失之过低的现象历代相因，即便当代也不例外。1980年前后，我国通用的耕地总面积数字 为1480～1490余万顷，仅占当时航测耕地总面积2200～2300余万顷的65%～67%。1990年最新测算的耕地总面积为2080余万顷（不包括台湾），当比较接近实际。）土地数字本即 不实，也就谈不上不变。以官方册籍土地除官方册籍人口得出人均占有土地的做法不合乎中国社会历史的实际。同样，将土地等生产要素投入数量设为不变，所得出的结论也 不合乎中国社会历史的实际。康熙帝乃至乾隆帝也没有看到当时清代传统生存方式中的主要资源土地，尚有余地养活、包容更多的人口，而过早下了天下已“无不耕之田”， “无不毛之地”的断言。事实上，尚有余地开发的土地，正是清代人口增长持续攀高、经久不衰的基本条件。
    人口（劳动）投入超过一定界限引起“边际效益递减”的条件，除假设其他生产要素（以土地为主）投入的数量不变以外，还假设投入结构不变。持“边际效益递减”观的人们 以为：中国传统农业生产要素配置的有效性表明其边际效益率大致相等，传统农民因不能从再配置中得到好处而没有重新配置资源的动力。
    这种假设同样不符合中国社会历史的事实。在中国传统社会，农家既为生产单位也为消费单位，其生活通常在糊口、温饱乃至小康之间摆动，谋求消费优化便成为资源再配 置的动力。受生产关系（特别是赋役和租佃关系）、市场、多种作物和多种副业的影响，农民往往改变决策，从而导致资源（包括人力资源）的再配置。加之康乾盛世时，清统治 者实行以垦荒为中心的人口对策，鼓励垦荒和超省际的移民垦荒；推广蕃薯、玉米等高产作物和棉桑茶竹等经济作物的种植，推动了全国性劳动力与土地资源的重新配置。从 沿江沿海地区到广袤的边疆地区，从平原到长江中上游丘陵地带、山区和半山区，人们都以不同方式调整和优化资源的利用，使之趋于合理。其结果是成倍增长的人口与大幅度增加的垦田（包括民间大量的隐匿田地）相结合，以出人意料的程度开发了传统农业的潜力，将国民生产总值提到了空前的高度。与之同时，人民生活水平、科技教育、社会秩序等各个方面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优化。
    前述康乾盛世白银继续大量内流，商品经济迅速发展，最终赋役货币化，专业化生产区繁荣扩大，形成了两类三级全国性市场网络的进程，更是资金和劳动力重新配置的进 程；这一进程的结果，势必继续引起资金和劳动力的重新配置。在全国性市场网络连接成为一体经济格局中，形成了中国式的二元经济。一元是沿江沿海形成专业生产区的早期近代化经济；一元是其他各类地区包括传统农业、手工业、商业、运输、服务等在内的“十分发达”的传统经济体系，（注：中国传统经济是一个完整体系，不似西方学者认为的那样，只是以粮食生产为主的农业。）二者不是西方经济学家所认定的那种农业与工业、城市与农村、市场经济与传统经济的对立；传统经济体系也并非处于被动和无所作为的地位，相反，二者是共生互补的关系。其中作为买方与卖方、此地区与彼地区 、此行业与彼行业“横向依赖与联系”中间环节的商人，在从明中后期到清乾嘉之际形成了商帮，在康乾盛世中国特色的二元经济格局中，在人力与资源的反复配置中，扮演了上下纵横沟通连接“传统”与“近代”、“增长”与“发展”，使之成为对立统一经济共同体的重要历史角色。
    总之，总生产曲线越过峰点变成水平线，再增加劳动投入“边际效益”即呈现负数，亦即人口与资源严重失衡的状况，在中国传统社会是经过一个长的发展周期出现的相对 的阶段性现象，多数时期--如经济史专家吴承明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无论是在人口剧增的清前期，人口缓慢增长的近代百年，或人口速增的新中国，农业生产都能满足需 要”。吴承明先生认为：“理论上讲，劳动边际产品降为零的时候，也是总产量达到最 高峰的时候，这个最高峰，迄今也未达到”。（注：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 社会》，三联书店2001年9月。）这是由于中国传统社会土地等“生产要素投入数量和投入结构保持不变”的前提不能确定。作为主要生产要素之一的土地，其数量统计同人口 统计一样，属于赋税意义上的统计，官方册籍登载的土地数字从来不是实际数字。且资 源生产要素投入的多样性和可变性（土地资源要素的投入并非唯一），使边际劳动生产率 、农民生活水平、消费水平均有弹性，因而整体上看，“边际效益递减”，“零边际生 产率”等并不符合中国传统社会的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