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边疆史地研究在清代兴起直至形成道咸间的“显学”,从国内社会环境变化来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社会矛盾的激化促使士人关心现实关注边疆问题。康乾盛世的后期已隐含酝酿多时的各种社会问题逐渐凸现出来。封建统治集团日益腐化,吏治腐败军备废弛,土地兼并严重失地农民流离失所流民数量剧增,社会不稳定因素日益增加,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社会大风暴正在酝酿。1796年一场历时九年半,席卷川、鄂、陕、甘、豫五省的白莲教起义,极大地震撼了清朝统治。1813年,天理教起义军攻入紫禁城。起义虽然失败但使清朝皇帝与士大夫受到一次强烈的震动,嘉庆帝不得不下《罪己昭》。社会矛盾的激化诱发了士人思想的活跃,促使他们关心现实问题,思考社会问题的原因。沈垚认为引起社会日益凋敝的原因在于吏治的腐败,他指出:“公卿率庸猥鄙啬,概置天下大小事不问惟孳孳焉庇私人殖货利是务。”①龚自珍亦从政治腐败、贫富不均中看到了社会的危机。他指出:“大略计之,浮不足之数相去愈远则亡愈速去稍近,治亦稍速。千万载治乱兴亡之数,直以是券矣。“社会的各种危机,“其始不过贫富不相齐之为之尔。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则至丧天下”,②龚自珍以《易经》中所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为依据说明改革的必要。社会改革强调解决现实问题,这种现实精神与边疆史地研究的经世思想一脉相通。边疆史地研究成为有识士人关注的现实问题。沈垚、龚自珍、魏源等人走上边疆史地研究的道路既是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关心现实、关注社会的重要体现。
    第二,清政府的边疆政策失误是激发边疆史地研究的重要原因。长期以来,新疆的财源主要依赖于清政府的“协饷”但乾嘉之后,清政府财力渐窘对新疆的“协饷”供应不力。有鉴于此,一些官吏便抱怨“西域绝远,得之不为益,弃之不为损。③“取之虽不劳而守之或太费。”④主张“放弃新疆”的论调至嘉道咸时期日嚣尘上。咸丰年间甘肃布政使张集馨认为,新疆除乌鲁木齐、伊犁两地可以“留之为内地屏障,其余各地皆可放弃”。⑤清政府对这种论调无力顾及,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这激起了边疆史地学者的极大愤怒,沈垚、龚自珍、魏源等纷纷著书立说,痛陈取弃新疆的利弊。显然,清政府听任“放弃新疆”论的泛滥对边疆史地研究尤其是西北史地研究,起到了激发的作用。
    第三清政府在边疆问题上的麻木昏聩与无知,促使有为的士大夫加深了对边疆研究必要性的认识。鸦片战争前,中国封建统治者中的大多数对世界大势瞢然无知。1802年,在英国侵略者撤离澳门后嘉庆帝不无得意地说:“该夷兵遇官兵开炮并不敢稍有抗拒,及奉有严饬谕旨亦即畏惧开帆远去是该夷兵尚知震慑天威,无他伎俩。”⑥鸦片战争爆发后,道光帝发出令人啼笑皆非的谕问:“英吉利国距内地水程,据称有七万余里,其至内地所经过者几国?克食米尔距该国若干路程?是否有水路相通?该国向与英吉利有无往来”⑦足见当时清政府的最高统治者对世界形势缺乏了解。继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批不平等条约,许多士人亦不把这看成是军事与外交上的失败反而认为签约的结果避免了战争与麻烦,是“天朝”值得庆幸的事。《软尘私议》记述当时京城的政治气氛说:“和议之后’都门仍复恬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即茶坊酒肆之中,亦大书免谈时事四字,有诗书偶语之禁。”⑧而投降势力提出的妥协主张,则致使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遭到更大的破坏。对此林则徐、魏源、姚莹等史地学者深为优虑他们纷纷指斥昧于边情者和主降势力对其言行及严重后果进行了深刻的揭示。显然,这是激发有为士大夫加深边疆研究的又一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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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沈垚《记小皮受挞》,《落帆楼文集》卷10,吴兴嘉业堂丛书本。
    ②龚自珍:《平均篇》,《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8页。
    ③沈垚《新疆私议》《落帆楼文集》卷1,吴兴嘉业堂丛书本。
    ④魏源《外藩■乾隆荡平准部记》,《圣武记》卷4,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58页。
    ⑤萧志《左军西征前奏》《子曰丛刊》1948年第4期。
    ⑥《清仁宗实录》卷210,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21页。
    ⑦魏源《海国图志》卷79,同治六年郴林陈氏卷100本。
    ⑧佚名:《软尘私议》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五),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529页。
    三
    边疆史地研究的学术根源,反映在以下两方面一是复兴的经世致用思潮,成为学术嬗变的内在动因,也是边疆史地研究的重要思想基础;二是边疆史地研究方面的学术积累。
    第一,边疆史地研究的兴起是经世致用思潮之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史学研究历来有经世致用传统。晚明至清经世致用史学思潮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变化过程。一次出现在明末清初另一次则在嘉道之际。即使在乾嘉考据盛极一时的时代“传统经世意识也并没有从中国思想上完全消失它仍然深藏在儒学的底层”。①黄秀政认为学术思想发展之趋向与时世的盛衰息息相关时值盛世天下升平民康物阜学者易于沉醉在学术之中而忘却学术所以经世的大目标,于是其学术愈精愈醇,愈与世道无关,汉清二代学术的走向训诂考据之路,富于征实精神即然衰世则不然学者身逢乱世,目睹社会失调,秩序扰乱,政治、经济、法律、伦理甚而一切传统皆脱节失轨各种组织、生活与观念皆不能互相调和以致各种现象愈形紊乱问题愈趋愈严重因此起而谋求时乱的解决途径,故特富经世思想。②事实上,经世致用思想在不同的时代条件下或面对不同的人物对象,其含义所指也不尽一致。章学诚在解释浙东史学中的“致用”思想时曾说:“浙东之学,虽源流不异而所遇不同。故其见于世者,阳明得之为事功,戢山得之为节义,梨洲得之为隐逸万氏兄弟得之为经术,史裁授受虽出于一,而面目迥殊,以其各有事事故也。”③王阳明的“事功”,刘宗周的“节义”,黄宗羲的“隐逸”,万斯同、万斯大兄弟的“经术”都是《春秋》“经世”传统的发扬。在章学诚看来,治学、治史可以同多种经世事业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