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史学谱系的层累与延展模式
    史学,是指在探讨和研究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学问;史学史,是在梳理和阐释史学的发展历史中所形成的学术。因此,史学与史学史是密切联系的两个概念,有时候在阐释史学谱系(即史学的体系,包括史书源流、序列、范围等) 时,实际上也在论述史学史的体系。
    作为学术史之一的中国史学史,其体系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由客观的研究对象所组成,即史学(史籍、史家、史学活动等);一部分则是由主观的学术阐释所组成,如史学史工作者的叙述和解释等。这两部分缺一不可,如果没有前者,后者将为无米之炊;如果没有后者,则前者只会是一堆散乱的知识零件。当然,后者并非简单地对前者进行描述,而往往加入了自己对史学史的认识、判断、阐释和发挥。这种阐释和发挥,对中国史学谱系及史学史体系的加长增宽起着重要的作用。中国史学与史学史的发展都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现象,即其学术谱系是层累构成的,越往后的梳理和阐释,中国史学的谱系也越往前伸长,同时也往两翼延展,形成日益丰厚而博大的史学史体系。梁启超曾估计中国史学史应该能写成一部20万字的著作,而现在由白寿彝主编的6卷本《中国史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字数已达239.4万字。根据目前在史学史领域所取得的成果来看,史学史还可以写出更厚重、更丰富的专著。
    中国史学有其本来的形态和客观的历程,但与史学史学者所阐释的形态和历程相比,后者的谱系显然要宽长许多。中国史学客观的发展历程,其来有自。自有文字记事以来,便有了对人类生活的现实记载。后世文字记载中,夏、商、周三朝似均设立了“史官”,周朝甚至有内、外、大(太)、小、御“五史”之说。这五种史官的职责是记载现实中发生的各种政事,掌管最高官府的各种文书,执行各项政令,辅助周王朝对全国进行统治,也就是所谓“史掌官书以赞治”,①并不担负整理和编写史书的职责,他们实际上相当于周王的行政机要秘书,“如后世之秘书及秘书长,为高等之书记。”②既然史是书记官,因此所记的就是现实政治事件。如战国时秦赵渑池之会,当时秦、赵双方记载对方国王奏瑟或击缻的都是“御史”,他们的职责都不是记录历史,而是记录现实。然而,这种现实记载不久后都积淀成了历史文献。但是,不能简单地认为,这种历史文献就是史学。史学必须是具有学科自主意识、并形成体系的学科,而先秦时期,史学尚无此种觉醒和独立的体系。在这种背景下,对现实记录积淀成的“历史”记载或“历史”文献虽然大量存在,但并没有独立自主的史学,自然也就没有相应的史学史的存在。司马迁所撰的《史记》,也不是自觉的史学成果,而是“子部”之书,当时被称为“太史公书”或“司马子”,被视为类似于《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一类的杂家之书,直到东汉晚期才被称为“史记”。③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则把《史记》列入经部的《春秋》经下,说明当时并无史学的独立地位,其性质的认定因人而异。直到东汉晚期和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才真正形成并独立,表现为:其一“史学”、“史书”概念的产生;其二“史部”(先是丙部,后升为乙部)的形成;其三史学专论《文心雕龙·史传篇》的问世; 其四史学教育机构及其职官“史学祭酒”的出现。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崔记维点校:《周礼·天官·冢宰篇》,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7页。
    ②朱希祖:《中国史学通论》(民国丛书第二编),上海书店,1999年,第7页。
    ③李纪祥:《〈太史公书〉由“子”入“史”考》,《文史哲》2008年第2期。
    ④参见谢贵安:《中国史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5-72页。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史学一旦独立,其学科意识便日益增强,开始书写其学科的历史,即史学史。然而,这种书写并非是纯客观的梳理,而出现了“层累”和“延展”现象。中国史学史经历了四次大的“层累”运动,第一次是东汉晚期,其层累的标志是将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书》)认定为史书,司马迁被后人认为是“中国史学之父”。其实,《史记》撰成后,并不是作为史学著作的面貌出现的,而是被东汉班固等人在《汉书·艺文志》中列入《春秋》经下,而其他人则将《史记》视为子部的杂家书。到东汉晚期,子部特色浓厚的“《太史公书》”的名字,变成了史部特色浓郁的“《史记》”名称,《史记》被正式确定为史书。
    第二次是魏晋迄唐,其层累的标志是将周朝形成的档案汇编或“断烂朝报”《春秋》《尚书》《左传》《国语》等阐释为史书。这一时期,由于将纪传体的《史记》《汉书》追尊为史书的“今史”,将编年体的《汉纪》等视为继承《春秋》的“古史”,并进而上推,将先秦的《春秋》《尚书》等也认定为史书,这集中体现在刘勰的《史传》和刘知幾的“六家二体”理论体系中。
    第三次是宋元明清,其层累的标志是将周代的青铜铭文纳入史部体系,并提出“六经皆史”之说。在宋明理学影响下,人的独立思考能力大为增强,不仅继续将经学典籍纳入史学领域,而且无限扩大史学的疆界。向上逆推,王阳明首次提出了“六经皆史”的观点。向外延展,王世贞提出“盈天地间无非史而已”的观念,对史学的边界作了进一步的扩张,这深刻地影响到章学诚,后者在《文史通义》中不仅提出“六经皆史”、“六经皆先王之政典”,而且更进一步提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这一方面是在扩大史学的范围,另一方面也是在扩大史学的对象,向上的扩大,便是将上古的《诗经》《易经》《逸周书》等都纳入史学范围,循此思路,只要是文字记载,无论多古,都属于史学。这一观念影响到后世的白寿彝等学者。宋元明清时虽然提出了史学向上和向外无限延伸的主张,但受出土文献的限制,实际上只能将经学典籍和周代的金文纳入史学,而其他更古的文字和文献则无法收纳。
    第四次是近现代,其层累的标志是将商代的甲骨文纳入史学体系。这一时期,不仅提出了“中国史学史”的体系,而且将“历史文献学”纳入该体系中,使“盈天地间皆是史学”的观念得到进一步落实,它意味着不再像以前那样简单地把史学的源头追溯至虚无飘渺的苍颉造字,而是将新发现的信而有征的甲骨文等文献正式列入史学史体系和史学谱系。
    信而好古的中国人似乎早在南朝梁代刘勰那里就将史学之源上推至苍颉造字之时,并提出“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之说,似乎模糊了中国史学谱系层累构成的轨迹。其实,撇开这种虚无飘渺的逆推,考察一下中国史学谱系的具体增长情况,便会发现,东汉末将西汉的《史记》纳入史学,魏晋迄隋唐将周代形成的儒经纳入史学,宋代将周代的铭文和秦代石刻纳入史学,近现代将商代晚期的甲骨文纳入史学,可以清晰考见中国史学谱系的确在循着层累构成的轨迹前行,“譬若积薪,后来居上”,越往后,史学谱系越往古代延伸,并向四周拓展,史学史的体系也相应地呈现出层累和延展的发展模式。
    需要指出的是,官方与民间对史学谱系和史学史体系的塑造虽也共进和互动,但并不完全相同。如官方的目录书,自《隋志》确立四部分类、将史学固定为乙部后,基本上定格,经史界限固定不变,民间则不断在打破经史之间的界限,将史学谱系和史学史体系加以层累和延展。这说明,民间一直是学术变革的基本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