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魏晋迄唐对史学谱系的第二次层累式建构和延展
    中国史学谱系的第二次层累发生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国史学的正式形成和独立时期,历史成为一门单独的学问,“史学”概念(后赵石勒时期出现“史学”一词)开始出现,史学教育机构和官员(史学祭酒)开始设立,史部(初为丙部,后升为乙部)开始独立,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的专论《文心雕龙·史传篇》横空出世,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史学获得了极大的自信,开始对本学科的历史(即史学史)进行勾勒和阐述,并在此勾勒中对史学谱系再一次进行了构建。这次构建的基本标志是将周代的部分经书纳入史学谱系。作为私家的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虽然将史学上溯至轩辕之世的苍颉,但实际上却是将“左史记事、右史记言”的传说,套在《尚书》和《春秋》身上,从而将中国史学的谱系上推至周代形成的这两部儒经身上。其后的刘知幾在“六家二体”的阐述中,也是将周朝形成的部分经书(《尚书》《春秋》《左传》《国语》)纳入史学谱系;而作为官方的史志目录,《隋书·经籍志》则延续东汉晚期将《史记》及其下书籍认定为史书的观念,将以《史记》为代表的史书正式列入史部。南朝梁代刘勰的《文心雕龙·史传》,对中国史学史从远古直到晋代的发展历程作了描述和勾勒,特别指出:“史载笔左右,使之记也。古者左史记事者,右史记言者,言经则《尚书》,事经则《春秋》。”并指出,自西周以后,诸侯国各有国史:“诸侯建邦,各有国史。”春秋时期,孔夫子“因鲁史以修《春秋》”,左丘明则阐发孔子的微言大义,创成“传体”。又称,战国“从横之世,史职犹存。秦并七王,而战国有《策》”,西汉初“陆贾稽古作《楚汉春秋》”,更出现了不同“古式”、颇有创新的《太史公书》:“爰及太史谈,世惟执简,子长继志,甄序帝绩,比尧称典,则位杂中贤,法孔题经,则文非元圣,故取式《吕览》,通号曰纪。纪纲之号,亦宏称也。故本纪以述皇王,列传以总侯伯,八书以铺政体,十表以谱年爵。虽殊古式,而得事序焉尔,其实录无隐之旨,博雅弘辨之才,爱奇反经之尤,条例踳落之失,叔皮论之详矣。”
    这是较早的在史学理论著作中对司马谈父子的《太史公书》作史书的认定,但仍然保留认为它与《吕氏春秋》一脉相承的思想旧迹。《史传》对《太史公书》的史书性质的认定,其实是对东汉末史学独立思潮涌动的确认。他还认为,班固撰史是“因循前业,观司马迁之辞,思实过半”。并对有关东汉的纪传体史书作了一一的列举,如《东观汉记》以及袁山松、张莹、薛莹、谢承、司马彪和华峤等人的汉史著作。对于《魏略》《江表》《吴录》等有关三国历史的史书,他认为其中陈寿的《三国志》“文质辨洽”。嗣后又胪列了晋代干宝的史著和孙盛的《晋阳秋》。他特别指出“《春秋》经传,举例发凡”,但“自《史》、《汉》以下,莫有准的”,意思是史书的体例自《史记》以后,并未定型,直“至邓粲《晋纪》,始立条例,又摆落汉魏,宪章殷周,虽湘川(指邓粲)曲学,亦有心典谟,及安国(指孙盛)立例,乃邓氏之规焉”。
    在刘勰这里,第一次系统而全面地对他心中的史学谱系和史学史体系作了梳理和阐释,是对古代史学史的一次建构,把周代迄晋的史学发展历程作了一次梳理,在梳理中渗入自己对于史学及史学史的认识和观念,将《尚书》和《春秋》视为“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结晶,把本来属于子书的司马迁的《太史公书》正式纳入史学体系进行叙述,并与其后的《汉书》、《东观汉记》、袁山松《后汉书》、陈寿《三国志》、邓粲《晋纪》、孙盛《晋阳秋》联系起来,形成从周至晋的史学史体系。刘勰《史传》对中国史学的论述无疑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使中国史学史的面貌第一次被清晰地勾画出来,同时也成为“层累构造”中国史学史的又一次的构造活动,刻下了史学史学术发展的一圈年轮。《史传》的理论对唐代刘知幾《史通》中提出的“六家”“二体”等理论有直接的影响。
    刘知幾在其《史通》中,对传统的史学谱系作了层累地构建,也将史学谱系从司马迁《史记》上溯至周朝的《尚书》、《春秋》等四书,从而将史学史体系向上延长。他在《史通》的《六家》与《二体》中,重新阐释了史学的发展源流和体裁特征,把古代记事史书分为六家:“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将原本作为经书的《春秋》,阐释为史书的源头之一; 将另外一部经书《尚书》也史学化,视为史学的另一源头。所谓《尚书》家,属于古代的记言体,“盖《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故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与《尚书》相类”的还有《周书》、晋代孔衍的《汉尚书》《后汉尚书》《汉魏尚书》,以及隋代王劭的《隋书》,这些史书“寻其义例,皆准《尚书》”。
    所谓《春秋》家,属于编年体。刘知幾认为在春秋时似乎各国均有,即所谓“百国《春秋》”。孔子则将鲁国《春秋》删订成具有微言大义的史学体裁,“逮仲尼之修《春秋》也,乃观周礼之旧法,遵鲁史之遗文;据行事,仍人道;就败以明罚,因兴以立功;假日月而定历数,籍朝聘而正礼乐;微婉其说,志晦其文;为不刊之言,著将来之法”,所以《春秋》“能弥历千载,而其书独行”。《春秋》“以事系日,以日系月;言春以包夏,举秋以兼冬,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左传》家,以补充《春秋》的史事为其特点,对后世影响深远。晋代乐资以《左传》为《春秋前传》,而续作《春秋后传》。汉献帝曾命“荀悦撮其书为编年体,依《左传》著《汉纪》三十篇”。自是“每代国史,皆有斯作,起自后汉,至于高齐”,“大抵皆依《左传》以为的准”。《国语》家属于国别史,“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起自周穆王,终于鲁悼公”,类似的史书有《战国策》、孔衍的《春秋后语》、司马彪的《九州春秋》等,“寻其体统,亦近代之《国语》”。《史记》家属于纪传体通史,刘知幾指出“自《五经》间行,百家竞列,事迹错糅,至(司马)迁乃鸠集国史,采访家人,上起黄帝,下穷汉武,纪传以统君臣,书表以谱年爵,合百三十卷。因鲁史旧名,目之曰《史记》”。其后梁武帝时敕撰《通史》、北魏宗室元晖业撰《科录》皆属于此类。《汉书》家则属于纪传体断代史,“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虽然“东观曰记,三国曰志,然称谓虽别,而体制皆同”。
    刘知幾在阐述史学六家时,也提出了史学二体,这二体就是“《左氏》及《汉书》二家”,①代表了编年和纪传两种史书体裁。此后的史书修撰,“相与因循,假有改张,变其名目,区域有限,孰能踰此”?认为荀悦、张璠,是左丘明之派; 班固、华峤,是司马迁之流。二体各有优劣,不可偏废。
    此外,刘知幾在《史通》中还提出了史书应增加都邑、氏族、方物等志的主张,这是加宽史学谱系的努力。
    退出官方史馆的刘知幾将《尚书》《春秋》等经纳入史学范围的主张,是当时民间的一种学术思潮。早在隋代,王通即在《文中子》中指出“圣人述史三焉”,这三史就是《尚书》《春秋》和《诗经》,“此三者,同出于史而不可杂”。②陆龟蒙认为“《书》则记言之史也,史近《春秋》,《春秋》则记事之史也”,“区而别之,则《诗》、《易》为经,《书》与《春秋》实史耳”;并认为六经之中已经有史,不能限定在司马迁和班固出现后才称为史,“岂需班马而后言史哉”?③这就将史学范围从汉代的马、班上推到周代的儒经。刘知幾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六家二体”体系的。
    在私人对史学谱系层累的同时,官方史学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张。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目录学即已兴盛,史部单独出现,但由于所编目录多已散佚,无由知其具体的图书分类和学术归纳。唐代长孙无忌等所修的《隋书·经籍志》(简称《隋志》),是继《汉书·艺文志》后又一部正史史志,详载了隋唐以前的图书分类及归并情况,反映了唐人对学术源流和类别的看法,包括对史学的认识。
    与《史传》不同,《隋志》重点不在梳理史学的纵向谱系,而在对史学的部类进行分析和归类,既横向扩充史部的内容,延展史学谱系。从《隋志》中可见,史学已由史部承载,与经、子和集部并驾齐驱,而位居第二。《隋志》史部共著录史书817部,13264卷;加上亡书,共有874部,16558卷。《隋志》特地指出“班固以《史记》附《春秋》,今开其事类,凡十三种,别为史部”。这真是一划时代的贡献,把史部独立出来,使史学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史部下又分13种小类:正史(纪传体)、古史(编年体)、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篇、职官篇、仪注篇、刑法篇、杂传、地理、谱系篇、簿录篇。《隋志》在每种后面都陈述该类史书的来历、特点和发展状况,实际上是有关此类史书的史学简史。在叙述中,明确将一些古书界定为史书,如将原附于经部《春秋》下的子书《太史公书》(《史记》) 纳入史部的正史之中,指出自司马迁《史记》问世后,班固又袭其体例,断代成《汉书》,“自是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作者尤广”。于是,将《史记》列在史部之首,将班固《汉书》、刘珍等《东观汉记》、晋薛莹《后汉记》、梁沈约《宋书》、北齐魏收《后魏书》等都列在其后。《隋志》还将《汲冢周书》《战国策》《汉末英雄记》《魏晋世语》《吕布本事》等列入杂史。它还首次将《山海经》《水经》《黄图》《洛阳记》《陈留风俗传》《游名山志》《佛国记》等列入史部的“地理”类。史部未形成时,“地理”的代表作《山海经》,被《汉书·艺文志》(据刘歆《七略》分类)列入《数术略》之形法家中。而《隋志》则在史部下专列地理,将《山海经》从数术类下移入史部,置于地理类之首,并在其下列入《水经》《黄图》《洛阳记》《风土记》《吴兴记》等139部史地著作,使历史地理著作在史部中确立了自己的位置。《隋志》史部下还分有“谱系篇”,将《汉书·艺文志》中《春秋》经下的《世本》归入此类,同列的还有《汉氏帝王谱》《百家集谱》等。
    《隋志》对史部的分类,奠定了中国传统史书的基本流别和谱系。此后的史部分类,尽管或增减盈缩,或改变名称,或变化次序,但都万变不离其宗。中国古代史学史的学术体系最终确立。只要是谈中国传统史学的历史,都离不开《隋志》所厘定的那些书籍及其体系。
    需要指出的是,自史学独立后,官方与民间对史学谱系的建构并不完全一致。官方的主张比较保守一些,而民间的思想则比较活跃。唐代官修的《隋志》与刘知幾个人,都对史学体系作过调整和塑造,且都在不同程度上瓦解了经学体系以扩大史书范围,但《隋志》代表官方立场,对经学的切割有限,仅将《春秋》以下的《史记》等归入史部,至于《尚书》《春秋》《左传》《国语》则仍留在经部,而刘知幾则将上述四书均纳入史学体系,作为“六家”中的“四家”。这反映出官方立场与学者立场的差异,官方仍强调维护经的权威,历代官修目录继续维持经、史、子、集的体系,而学者个人则不断提出“经即史”的观点以扩大史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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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以上所引除注明外,皆出刘知幾《史通》(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史通通释》本)卷1《六家》。
    ②王通:《文中子》卷1《王道》,《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齐鲁书社,1997年。
    ③陆龟蒙(鲁望):《复友生论文书》,载[宋]姚铉编《唐文粹》卷5,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