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东汉晚期对史学谱系的第一次层累式建构
    如上所述,中国史学谱系经历了四次明显的“层累”建构的运动,并形成史学史的一圈圈“年轮”。
    中国史学谱系的第一次层累发生在东汉晚期。当时史学正在形成并酝酿独立,这种史学独立思潮的涌动,与司马迁《史记》(《太史公书》)的横空出世有关。《史记》撰成之前,中国存在着许多由“现实记录”积淀成的“历史文献”,以及相应的“文献整理”工作,但尚无史学,更无史部,因此司马迁撰成的《太史公书》,面貌模糊不清。东汉时,班固等人在所修的《汉书·艺文志》中,把司马迁的《太史公书》这部书附于《春秋》经下,因为班固等人认为司马迁撰《太史公书》是为了继承《春秋》之志。①这两本书放在一起,使《太史公书》打上了《春秋》的烙印,而《春秋》也被打上了《太史公书》的印记。《春秋》因来源于鲁国旧史,因此残存着一点“古史记”的印象,而《太史公书》列于其下,则相对地亦有了“今史记”的特点,并于东汉末期被称为《史记》。将《太史公书》与《春秋》置于一处并相互认证,这是中国史学形成的导火索和重要的“燃点”。
    不过,《汉书·艺文志》的这种安排,并未被其他的人所接受,他们按照《太史公书》本纪、世家、列传、表、书五体杂汇的特点,将其视为子部的杂家类著作。据李纪祥研究认为,在汉代,司马迁及其著作,曾被称作“司马子”,因此“司马迁的书便当与老子、墨子、孟子、荀子等类”,属于子部书籍。桓宽在《盐铁论·毁学篇》中曾称:“大夫曰:‘司马子有言:天下穰穰,皆为利往。’”此言表明“司马子”为诸子之一,或《司马子》为一部子书,正与孟子之著述称《孟子》,墨子之著述称《墨子》相同,属于《诸子略》中先秦子书的称名旧法。扬雄在《法言》中,两次把《史记》与《淮南子》相提并论:“《淮南》说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太史公》,圣人将有取焉。”又说:“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与?曷其杂也。”这里两次将“淮南”与“太史公”并称,似乎表明两书被归为同性质的书籍。《汉书·东平思王传》有将《太史公书》视作子部纵横家的倾向:“元帝崩后三载,诏复所削县,后年来朝,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上以问大将军王凤,对曰:‘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书》有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诸侯王。’”王凤是将《史记》视为诸子中纵横家的权谋之书。但综合起来看,当时的人更多的是将《太史公书》当作子部杂家著作。这种杂家的特点是“兼儒墨之道,通众家之意,以见王者之化”,“古者司史,历记前言往行,祸福存亡之道,然则杂者,盖出于史官之职也”。②今人仍然称《史记》“知识包罗万象,可以说一部百科全书”,③承认它的杂和综合的特点。
    然而,在将《太史公书》认定为经部的春秋家还是子部的杂家之间,《汉书·艺文志》的安排日渐显现优势,最终出现了《春秋》与《太史公书》相互确认、彼此拥抱从而形成新的史学形态的意外收获。《汉书·艺文志》在将《史记》列于《春秋》之下时,曾认为《春秋》是由“古史记”发展而来,而《太史公书》列于其下,便有了“今史记”的身份认同。而且班固创作《汉书》时,继承的是《太史公书》的体例,而《汉书》写成后在东汉一直被视为“史书”,反过来影响到《太史公书》属性的认定,由《汉书》逆推,与其同体裁的《史记》也就成了“史书”。东汉和帝永元以前,《史记》普遍被称为《太史公书》,于章帝章和中卒的王充,在其《论衡》卷29《述作篇》云:“《太史公书》,刘子改序班叔皮传,可谓述矣。”。又《后汉书》卷48《杨终传》云,“后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然而,到了东汉桓帝之时,《太史公书》终于被称为“《史记》”,如《隶释》卷2所载的桓帝永寿元年所立《汉东海庙碑阴》曰:“阙者秦始皇所立名之秦东门阙事在《史记》”;又《金石萃编》卷12载《汉执金吾丞武荣碑》云:“阙帻传讲《孝经》、《论语》、《汉书》、《史记》、《左氏》、《国语》,广学甄微,靡不贯综”。以碑文辞考之,武荣之卒当在灵帝初年,武荣年三十六,举孝廉,研究《史记》、《汉书》,当在桓帝初年可知。④此后《史记》名称基本确立,反映了《太史公书》被认定为史书的过程。
    《太史公书》被认定为史书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在《汉书·艺文志》中它下面所列的一大堆史书,如《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汉著纪》等,都将被认定为史书而在四部形成后整体移入史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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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史记·太史公自序》载: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②《隋书·经籍志三》,中华书局,1973年,第1010页。
    ③张大可:《司马迁及其〈史记〉评介》,《史记论丛》第1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页。
    ④陈直:《太史公书名考》,《文史哲》195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