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学有重视研究历史地理问题的优良传统。“中国古代学者，尤其是中国古代史学家在这方面的认识和撰述，应当受到重视。”（注：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导论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2页。）从先秦时代的《禹贡》、《职方》，到司马迁作《史记·河渠书》、班固著《汉书·地理志》，再到顾炎武、顾祖禹等都对中国古代历史地理的研究做出了贡献。康雍乾时期，受到明末清初经世致用旨趣的启发及批判宋明空疏学风恶劣影响的需要，加上以往古籍所积累下来的讹误、缺漏也需要做一次全面的清理，还因为清朝文化政策的制约和引导，导致大批文人从事古籍考证、校勘、辨伪等工作，一时风气达于极盛。其中产生了一批有关历史地理的考证名著，如胡渭的《禹贡锥指》、戴震的《水经注疏》，还有大量正史地志的补作（如洪亮吉的《三国疆域志补》）等。王鸣盛是其中的佼佼者。王鸣盛（1722～1797），字凤喈，江苏嘉定人。在其经学代表作《尚书后案》中，有大量关于《禹贡》篇考辨的内容，其子学代表作《蛾术编》100卷中“说地”就占了14卷，论者称：“作者为清朝中叶杰出的史学家之一，长于舆地之学，因此论史、说地诸篇在全书中最为精辟。”（注：[清]王鸣盛：《蛾术编·前言》，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集中王鸣盛考史成果的《十七史商榷》中尤有大量论述历史地理的内容。相对来讲，有关中国古代历史地理的考证，经世致用的性质更浓厚些。而且有些史家并不满足于纯粹的考证，而是从更高的层次探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因果、盛衰关系问题。王鸣盛就是其中的卓荦代表。
    由于《十七史商榷》分条目考证的体例的限制，王氏所论述的问题形式上给人以分散 、零碎之感。但如果我们作深入的分析，则不难认识到许多条目之间实有内在的紧密联 系，显示出王鸣盛对魏晋南北朝历史有全局的把握，在研究范围上，则基本上是以南方地区为重点，尤其集中论述江淮地区政治、军事地理与政权盛衰兴替问题。他认识到长江上、中、下游及两淮地区各有其特殊地位，互相又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显示出一个考证学家难能可贵的史识。
    论京口、建业地理形势与六朝政治盛衰及山越问题
    吴中-京口-水道-山越，看似毫不关联的事物，却都是六朝政权核心地带安全与稳定的主要构成要素，涉及到这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民族关系，能把这些问题结合起来加以探讨，就足以显示王鸣盛治史旨趣的不凡；更何况王鸣盛的论断和看法还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此外，他对这些问题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也非一般考据家所能望其项背。
    首先，王鸣盛以开阔的视野考察南方政治中心转移的必然性。在《十七史商榷》卷四二“策、权起事在吴”条中，王鸣盛勾勒出东吴势力蓬勃发展的历史进程与其政治中心 转移的关系。秦汉以降，江南地区的政治、军事中心在会稽郡之吴县（郡治，今江苏苏州市）。东汉末，孙策任会稽太守，被封为吴侯，后来孙权也被授会稽太守之职而长期驻扎在吴郡（治同上），“屯吴凡十二年”。虽然孙氏集团活动于江东，但其“志量实在江淮上游”（注：[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商务印书馆1937年初版，1959年重印版（下同），卷四二“策、权起事在吴”条。），所以随着孙吴势力的发展和战略的延伸，吴郡作为政治中心的优势发生了变化，其结果必然是政治中心逐渐向西及北转移。“建安十六年（211），（权）徙都秣陵”（注：[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八九。），次年 “改秣陵为建业”（注：[唐]许嵩：《建康实录》。），于是处于江荆、淮南与吴中交接 处的建业（今江苏南京市）最终取代吴郡的地位。然而，这个转移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王鸣盛在卷五四“丹徒京口京城北府京江北京”条中，考证了京口（今江苏镇江市）曾短暂 地为都，后来又转变为军事重镇的来龙去脉：
    后汉建安十四年，吴孙权自吴徙都于京口；十六年，徙都秣陵，复于京口置京口都督以镇焉……京都所统蕃会尤要，是为重镇。后为南徐州置刺史，镇下邳，而京城有留局 。其后徐州或镇盱眙，或镇姑熟，皆置留局于京口，至六代常以此地为重镇。（注：《十七史商榷》卷五四“丹徒京口京城北府京江北京”条。）（笔者按，这里所谓“都”泛 指政治中心。）
    接着，王鸣盛论述京口位置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是江东与淮南联系的纽带及三吴的出口，其江北对岸为广陵（今江苏扬州市），通过邗沟可与两淮相连；又是吴中与建业联系 的咽喉。等到孙吴势力发展到长江中游后，建业取代京口为都，但后者的军事重要性并没有被削弱，尤其到东晋、南朝时期更显得突出。王鸣盛根据《世说新语·捷悟篇》“ 郗司空在北府，桓宣武恶其居兵权”条注引《南徐州记》曰：“徐州人多劲悍，号精兵”，及《宋书·武帝纪》载桓玄与刘迈书曰：“北府人情云何？卿近见刘裕何所道”， 《通鉴》卷一一三载：“桓玄遣吴甫之等相继北上”，胡三省注：“自建康趣京口为北上，故桓玄有北府之称”等有关记载，挖掘出东晋时，郗氏等掌握北府的大员成为执政猜忌对象的材料。王鸣盛且指出北府对建康（业）的钳制作用。他列举孙恩攻至京口，引起建康震动，“中外戒严”；刘裕和何无忌在京口起事，杀桓修，在建康的桓玄惊惶失措等事例，生动地再现了京口在六朝政治盛衰史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注：《十七史商榷》卷五四“丹徒京口京城北府京江北京”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