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鸣盛对京口-建业政治、军事地理的论述突出地证明其考证的细密和史识的敏锐。《三国志·孙权传》中曾简单地记载这么一件事，“遣校尉陈勋将屯田及作士三万人凿 句容中道，自小其至云阳西城，通会市，作邸阁。”王鸣盛对这条史料非常重视，结合《南齐书·州郡志》所载，“丹徒水道入通吴会，孙权初镇之”及《太平御览》所引《 吴志》载：“岑昏凿丹徒，至云阳、杜野、小辛间，皆斩绝陵袭，施力艰辛”，加上自己亲历所见：“至今此道舟行望两岸高如山，正所云斩绝陵袭者”，考察出自常州府城外，经奔牛、吕城，迄镇江府丹阳县城外，再往西北行，最终到府治丹徒县城外的水道，“自孙氏始”（注：《十七史商榷》卷四二“小其”条。）。此条的考证对于六朝的政治、军事地理研究的确很有意义。他的论述给了京口先是代吴郡为政治中心，后又变为江东的军事重镇以合理的解释，因为京口作为战略运输通道的终点以及面临长江和国都的地势，都是其保持军事上重要性的现实基础；同时，建业也凭借这条水道能够与吴中保持密切的政治和经济上的联系，因而具备作为国都的基本条件。
    王鸣盛对吴中-京口-水道问题的论述，对后代史家有很大的影响。就以田余庆先生《东晋门阀政治》和《秦汉魏晋史探微》中的研究为例，在《论郗鉴--兼论京口重镇的形成》、《北府兵始末》、《古运河遐想》等文中，田余庆述三吴地区的战略地位，论京口成为东晋的重镇是一个历史过程，叙桓温逼郗愔交出北府兵权及刘裕自京口驱逐桓玄等内容，可以说是深受王鸣盛的论述的启发。另论京口是建康-会稽间交通线的枢纽时，有关晋陵-京口段所谓丹阳运河的内容，基本上是采纳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卷四二“小其”条中的考证成果；在论京口不当南北之津，因而成为吸引北方流民的重要地区时，引《十七史商榷》卷五八“京口名义”条中所言：“从北朝来，当于瓜步渡，在今六合县，不由丹徒”等材料。（注：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6、74、101、96、87、92页；《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80、307页。）
    其次，王鸣盛独具慧眼地提出山越的问题。在卷四二“山越”条中，将分散在史书中有关山越的零碎史料钩稽贯串：
    山越者，自周、秦以来，南蛮总称百越，伏处深山，故名山越。山越二字，自恪传外，又见吴主孙权等传中，或言镇抚、或言讨平、或言山越怀附畏服云云……扬都所辖各 郡中丹杨一郡，正是秣陵所都之地，税敛调发，举足辄及，而山越为梗，故吴世恒以此为事……此在吴为心腹之疾……然则山越历六朝至唐，为害未息。（注：《十七史商榷 》卷四二“山越”条。）
    王鸣盛考证了山越的来龙去脉，尤其重视考察三国时的情况。将其与东吴等南方政权的稳定与发展联系起来加以分析，使人们对山越在魏晋南北朝史中的位置有了比较清楚 的认识。他从三个方面加以探讨：一是从政治地理的角度阐明山越与东吴安定的关系。王鸣盛把山越分为几个层次，认为生活在腹里地区丹杨郡（治所在今江苏南京市）及周边 地带的山越才是重心之所在。这样他就抓住了重点，突出了孙吴统治者力图解决山越问题的现实意义。《三国志·吴志》中的大量记载反映了这种状况。王鸣盛又引当时人的言论，说明山越问题的解决与否对孙吴内政外交影响的程度。二就军事方面探讨，认为山越“民多果劲”，好勇斗狠，如将其收服，对补充吴国的兵源也大有益处。三从三吴及周边地区的山越危害吴国经济命脉的角度来阐发，显示其重视经济因素的可贵之处。
    值得一提的是王鸣盛对历史地理的考证，并不满足于对文字的比勘、校对及归纳，还能以实地调查加以充实。如他曾两次前往皖南考察，用亲身体验证实孙吴征服山越的艰 巨性。（注：《十七史商榷》卷四二“山越”条。）
    综上所述，可以说王鸣盛是第一个系统探讨山越问题的史学家。他的论述对后代史家关注和研究山越问题有很大影响，如王仲荦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中对山越材料的爬 梳和分析（注：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1、116页。）；唐长孺先生也将山越作为重要问题加以论述，他在《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 宗部与山越》（注：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4、25页。）一文中，认为山越中确有古代越族的后裔，但它又与宗部有密切的关系。孙 氏曾经与宗部、山越进行长期的斗争，可以说是在取得军事上与经济上的优势后，才建立起长江南部的吴国。可见，唐长孺与王鸣盛一样重视山越与东吴的兴起、发展的关系 。
    论南北冲突与交融及寿春的前沿地位
    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对统治中心与边地的轻重关系有过精辟的论述：“腹里之安，虽大而非安危之寄；边方之要，虽小而非菲薄所堪。”（注：《读通鉴论》卷一七“梁 武帝”、“梁元帝”，中华书局1975年版。）王鸣盛的看法是与王夫之相通的，他认为淮南及寿春是当时的前沿和军事要地，事关南朝的安危，因而有必要对它作重点和深入的考察，这就反映出王鸣盛与一般考据家的价值取向大不相同。关于淮南及寿春，《三国志》、《后汉书·郡国志》、《宋书·州郡志》、《文献通考》等都有相关记载，其中《隋书·地理志》淮南郡注说：“旧曰豫州，后魏曰扬州，梁曰南豫州，东魏曰扬州，陈又曰豫州，后周曰扬州。”大致反映该地名称变化的总体情况。但淮南所属州名和治所的变化及寿春的地位远比这复杂得多，而这变化里有什么值得挖掘的内涵呢？王鸣盛又是如何论述它的呢？
    在卷五七的“扬州刺史治所”，“历叙豫州治所”，“南豫为要，南雍次之”，“豫 治无定，寿春为主”等条目中，王鸣盛集中探讨淮南州治的变迁与南北冲突、交融的关 联以及寿春前沿地位的形成。他在“扬州刺史治所”条中作这样精彩的论述：
    卫宏云：扬州刺史治寿春。此必西汉已有此制，而东汉特因之也。扬州之境，日渐恢拓，东至海，南尽闽越，控制数千里。寿春地在西北，鞭长莫及。故东汉永和以后，徙 至历阳，在寿春之东南约八、九百里，且直临江岸乌江亭下，一苇可杭，于制御江南为便矣。汉季大乱，而孙氏勃兴，骎骎有进逼中原之势，魏人相度地利，移至合肥，反退至历阳之西北三四百里，以刘馥、满宠传证之。吴人所据者扬、荆，扬治自在江南，永嘉南渡沿之。但立国江南者，必跨江而有淮南，方足自立。故晋、宋以 后，汉之扬州治，皆变而为豫州治矣。唐复移扬州于江北。（注：《十七史商榷》卷五七“扬州刺史治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