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鸣盛首先围绕扬州治所“变迁无定”的原因加以分析，找出它与南北冲突与交融的内在联系，表现其动态地观察历史的能力。他将不同时期的扬州治所放到一个较大的空 间范围内进行比较，指出它们迁移的方向，再联系当时斗争的实际状况加以条分缕析，得出从西汉到东汉中，扬州治所由地处偏西北的寿春（今安徽寿县）迁至长江沿岸的历阳 （今安徽和县），意味着统一的王朝对江东的控制向南深入。到了东汉末及曹魏时期，北方政权所设的扬州刺史又退到合肥（今安徽合肥市），标志中原势力远离江南；而南方政 权也设有自己的扬州刺史，并把它放在其政治中心建业，说明南方政权已完全能够自立，而且在与北方对峙时并不处下风。到隋灭陈后，统一的王朝将两个扬州刺史合二为一 ，分别由北往南及由南向北迁至运河和长江交接处的江都（今江苏扬州市），显示中央政权不仅恢复和加强对南方的控制，而且促进了统一新局面的形成。王鸣盛的总结有助于 我们理解白寿彝先生在《中国通史·导论卷》中所讲的，各割据政权为了生存的需要，在其所统治的辖区内进行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也进行一定程度的政治改革等，集聚了一定的实力，为更大程度的统一奠定了基础的实质意义。
    其次，王鸣盛对豫州治所的变迁加以钩稽贯串，揭示其所反映的两汉迄隋唐之际统一的迂回曲折的过程，体现了他鞭辟入里的观察、分析事物的能力。王鸣盛说：“若以汉 制论，惟有谯城一治，方是真正豫州。东晋以下所立，皆南豫耳。永初以后，于其中又分为二，以淮东、西为别。（笔者按：隋唐以前，从长江下游通向中原地区，一般都在今安徽寿县附近渡淮，这一段淮水的流向自南而北，故习惯称今安徽淮河南、北岸为淮东、西。）元嘉、泰始，北境日削，然终宋世，二豫并建。故齐承宋，而王俭议二豫不可并。大约南豫是实土，北豫是虚名……梁天监中，仍以寿阳、历阳分建南北二豫……大抵二豫分置，总以寿春为枢纽。北豫进则治汝南，退则治寿春；南豫本治寿春，而退则治历阳也。二豫界址，毋庸细考，略考其治所，则当日情事了然矣。”（注：《十七史商榷》卷五七“历叙豫州治所”条。）前面在探讨扬州刺史时，王鸣盛的视角侧重于由北向南；在此，他的视角则转向由南往北，归纳出东晋至南朝，南、北豫州刺史治所在南迄历阳，北至汝南（今河南汝南县）的范围内迁徙，既是南北势力盘根错节和你来我往相互斗争的产物，也是南方政权盛衰兴替的表现，以及统一局面渐趋形成的前兆。王鸣盛的论述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汉迄隋之际统一进程中，正-反-合即统一-分裂-更高 程度的统一，这样一个螺旋式发展过程的内涵。
    再者，王鸣盛结合“立国江南者，必跨淮南，方足自立”的看法，对寿春的前沿地位加以论述。展现了他善于运用统揽全局和突出重点互为表里的方法去分析问题的能力； 同时也显示王鸣盛能够紧扣魏晋南北朝战争频繁的时代特点，关注兵家必争之地并把它与南方政权的兴亡密切联系起来，进而成功地阐释充满战火和灾难但又蕴含着希望的南 北冲突与交融的历史意义。
    三国时，淮南郡辖境相当于今安徽怀远、凤台两县以南，寿县、肥西县以东，凤阳、定远、来安等县以西和巢湖以北地区。西晋其辖境扩大，东南至大江。从军事上讲，淮 南是南方政权的缓冲区，即使北方军队冲破淮北，此地还有一个回旋的余地，因此对南方而言，它就是江东外围的屏障；对北方而言一旦控制两淮，他们就可以长驱直入，所以双方始终为争夺该地的控制权进行殊死的斗争。王鸣盛在“扬州刺史治所”条中，举三国时，孙权几渡濡须，与刘馥、曹休、满宠等争夺合肥；在卷六二“江西即江北”条 中，论西晋于咸宁五年（279），大举伐吴。东路遣司马伷出涂中（今苏、皖境内长江支流滁河领域，《唐六典》列为淮南大川之一），王浑出江西（即江北），可见淮南是晋灭吴的主要战场。东晋时，几次大规模向北用兵，也是从这里进发或就在这里进行。如桓温北伐前燕、淝水之战、刘裕北伐后燕等。南北朝时，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450），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率大军在两淮大破宋军，饮马长江，声言从瓜步渡江，江东震动，沿江戒严。梁末，东魏趁侯景之乱占据两淮，兵临江岸，要挟王僧辩、陈霸先立萧渊明为帝 等。（注：《晋书·桓温传》、《晋书·谢安传》、《宋书·武帝纪》、《宋书·文帝纪》、《陈书·高祖本纪》。）
    王鸣盛进而突出重点，以寿春为中心作深入的剖析。他在卷五七“豫治无定，寿春为主”条目中，对寿春的前沿地位先作精炼的概括：
    豫州刺史治所无定，要以寿春为主，盖此为南北交兵必争之地……予前言晋、宋以后，汉扬州治变为豫州治。不意南北兵争，寿阳时而属南者，亦时而属北，于是南朝之豫 州治，又或变为北朝之扬州治。地理之纷更，几同梦幻之无定矣。此等不必细求，则大关目则不可不知……观此知淮西为豫，淮东为南豫，寿阳介东西之间，故为最要……综 而论之，江左之兴亡，系乎寿春之得失。（注：《十七史商榷》卷五七“豫治无定，寿春为主”条。）
    然后引用南北朝时人的评论，使之更具说服力。如引王俭向齐高帝进言：“江西连接汝、颖，土旷民希，匈奴越逸，惟以寿春为阻”（注：《南齐书·州郡志》。），一旦寿 春失守，胡马倏至，朝廷就危险了。陈宣帝太建五年（573），朝廷下诏称：“寿春者， 古之都会，襟带淮、汝，控引河洛，得之者安，是称要害。”寿春失于北周后，姚氏以 为“蹙境丧师，金陵虚弱，祯明沦覆，盖由其渐焉”（注：《陈书·吴明彻传》。）。王 鸣盛同时引用《通鉴》所载北魏源怀上南伐书云：“寿春之去建康才七百里，山川水陆 ，皆彼所谙……乘舟藉水，倏忽而至，未易当也。”（注：《资治通鉴》卷一四四，“ 齐纪十”。）源怀在此是说南来易，相反，北往也易。从这里也可以显示王鸣盛看问题 是辩证的。
    接着，王鸣盛总结得出“愈知当日情形，总以寿阳为关键”（注：《十七史商榷》卷五七“豫治无定，寿春为主”条。）的结论，即可以通过寿阳（即寿春）的得失来了解北强 南弱局面的形成及南朝兴衰的过程。他将宋武帝去世后，北魏南下；宋明帝泰始年间，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地；齐东昏侯永元二年（500）失寿阳，江北仅余广陵、淮阴（今江 苏淮安市）两城；梁武帝普通五年（524）重新夺回该城；侯景之乱时，寿阳又陷于东魏；北齐末，寿阳在被陈朝吴明彻一度收复后又很快地被北周夺走，后者“乘胜略地，还达 江际”的过程加以归纳贯串。把寿春与江东生死与共的历史画面生动地还原了。
    通过以上系统的论述，王鸣盛肯定淮南尤其是寿春，是南北两股势力胶着、冲突的主要战场。对南朝而言，其政权的稳定是它保有寿春的前提；而其政权的削弱又是它失去 寿春的必然结果。由此揭示出南北斗争与交融的辩证关系，从而表现出他纵观全局，把握历史脉搏的高超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