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军事角度论述长江中、上游与江左的关系
    王鸣盛对六朝史地研究还凸显其视野开阔的特点。他把南北对峙放到整个长江流域空间范围内来考察，从政治军事的角度勾勒出长江中、上游与江左密不可分的关系。他在 卷五七“江左不可无蜀”条中说：
    盖其为国，东则倚淮南数郡为屏蔽，中则资荆、襄、樊、邓为藩篱，而西则巴、蜀，亦其右臂……譬常山率然之蛇，击首尾应，击中首尾皆应，吴、楚、蜀实然。（注：《 十七史商榷》卷五七“江左不可无蜀”条。）
    王鸣盛首先指出襄阳（南雍州治所，今湖北襄樊市）与建业的上游江陵（荆州治所，今湖北江陵县）紧密配合是构成江左政权长江链中间环节牢不可破的必要条件。卷五七“南 豫为要，南雍次之”条的主旨就是强调襄阳是仅次于寿春的维系六朝安危的战略要地。《南齐书·州郡志》称：“江陵去襄阳步道五百，势同唇齿，无襄阳则江陵受敌。”梁 末，西魏通过其傀儡控制襄阳后，王夫之就说：“襄阳失而江陵之亡可俟矣。”（注：《读通鉴论》卷一七“梁武帝”、“梁元帝”，中华书局1975年版。）陈寅恪先生在《 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一文中也认为：“梁元帝、萧詧诸人之兴亡成败，皆与之有关也 。”（注：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而江陵与建业又是腹之 上下，不能分隔。王鸣盛在卷四二“策、权起事在吴”条中，强调孙权两次迁都“皆为据荆”；在卷六八“陈人防江诸地名”中，论崔方仲上隋文帝取陈之策言“蜀（即江）汉 二江，是其上流，水路冲要，必争之所”时，再次谈到荆江流域对江左的威胁，可见他认识到荆州与江左有着生死与共的关系。所以襄阳-江陵-建业这三环是不可分割的。
    其次，王鸣盛提炼出襄阳拥有既是江、荆的樊篱，又是江左向北战略进攻桥头堡的地理特点，从政治军事的角度指出襄阳在六朝时所扮演的特殊角色。他说：“大约立国于 东南者，西必据襄、樊，北必控淮、汝，进有窥取关、洛之意，然后退而足以自守。” （注：《十七史商榷》卷五七“南豫为要，南雍次之”条。）这里所谓进取关、洛，就是 恢复中原之意。他举刘备集团与曹操集团对峙时，关羽攻樊城（今湖北襄樊市），许都（今河南许昌县）震动，曹操曾一度议迁都以避其锋芒为例加以说明。在这之后的历史也 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东晋时，庾翼策划北伐时就称：“襄阳，荆楚之旧，西接益、梁，与关陇咫尺，北去洛河，不盈千里，土沃田良，方城险峻，水路流通，转运无滞，进 可以扫荡秦、赵，退可以保据上流。”（注：《晋书·庾亮附庾翼传》。）后来桓温率步 骑从江陵出发，水军自襄阳入均口，北伐苻秦。南朝宋文帝授其子刘骏（后为孝武帝）为 雍州刺史时，史书言：“自晋氏江左以来，襄阳未有皇子重镇，时太祖欲经略关、河，故有此授。”（注：《宋书·孝武帝纪》。）因此南方政权要向中原发展，襄阳是个比较 有利的通道。
    再则，王鸣盛换从北朝的角度来看襄阳，集中举北魏与南齐对峙期间，北魏源怀上南伐书云：“宜东西齐举，以成席卷之势”，以此前元英“请帅步骑三万直指沔阴，据襄 阳之城……长驱南出，进拔江陵，则三楚之地一朝可收，岷、蜀之道自成断绝……建业穷蹙”（注：《资治通鉴》卷一四四，“齐纪十”。）的议论来证明襄阳对北南双方都是 举足轻重的真实状况。因为对北方而言，要对南方用兵首先要解除襄、樊对他们的牵制，然后才有可能集中主力在两淮与南方军队决一雌雄。
    最后，王鸣盛在卷五七“江左不可无蜀”条中，对长江上游与江左的关系作了画龙点睛式的描述：
    江左不可无蜀……险既足恃，吴、楚溯流直达，由汉中可窥关、陕，晋灭蜀，吴不能救，失掎角之势，晋之取吴易矣……此二百年中，晋、宋、齐、梁立国，不全恃蜀，而 蜀实足以壮其形势……陈承梁，土宇迫狭。东既无淮肥，西又失蜀。文轨所同，不过江外，故隋之取陈，势如破竹，与晋取吴同。信呼！江左不可无蜀也。厥后赵宋南迁，犹 赖吴玠保蜀焉。（注：《十七史商榷》卷五七“江左不可无蜀”条。）
    王鸣盛用掎角之势及蛇之首尾来形容长江上游与江左的军事关系是非常贴切的。并以恰好间隔三百和六百年的南北之间的三次战争为证，恰如其分地论证了“平吴必在平蜀 后也”（注：《十七史商榷》卷四四“大举伐吴”条。）的道理。
    通过上面系统的论述，使我们能够从政治、军事地理的角度，对魏晋南北朝时南北对峙的大势有一个比较深入的认识。综观王鸣盛对六朝政治、军事地理的研究，从方法上 讲，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一是将某些局部地区的研究放到整个时代大环境下加以考察，较好地做到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进而勾画出这个历史时期的特点；二是抓住重 心，分清主次，以重点地区为突破口，并按照不同的层次来评价它们之间的关系；三是在具体的考察中，注意各考察对象的相互关联，不孤立、片面地看问题，同时注意视角的转换，使自己对问题的分析更加全面；四是始终以动态的眼光观察研究对象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状态，展现其客观的、发展的历史过程。王鸣盛关于魏晋南北朝政治、军事地理方面有诸多有价值的看法，如“魏民比汉一郡”、“魏地形据武定”等，另就“三国疆域”、“台城”等方面的讨论也值得重视，限于篇幅，笔者不能加以展开。
    总之，作为一个考据大家，王鸣盛的治史特点在研究政治、历史地理方面的时候表现得相当突出。那就是既有严谨的治学态度指导下的具体考证，更有综合、归纳、概括和 提高的分析研究，表现出与一般考据学者不同的朴素理性的治史旨趣。正如其所言：“论古须援据，无一语落空，方为实学；又须以己意融会贯穿，得其大要，方为通儒。” （注：《十七史商榷》卷五七“扬州刺史治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