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已有的史地著述中存在诸多缺陷,是边疆史地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乾隆年间修成的《大清一统志》,虽然内容丰富,但对西北边疆地理的记载仍存在错误。如喀尔喀蒙古地区的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康熙年间平定准部叛乱后曾在此地筑垒屯兵’为控驳西北边陲的军事要地,但《大清一统志》对这些地方只字未提。又如,原为乾隆中期永贵所撰的《新疆回部志》,后经苏尔德、和宁等人多次修订,于嘉庆初年编成《回疆通志》。该书虽称通志,但远不能与其他各省通志相比。不仅在编纂体例上非志非传而且对回疆各城地理沿革“鲜所考证”,②因此价值有限。椿园的《西域闻见录》,虽作者自称“余居其地最久,考究最详”,③但仍存诸多缺憾。祁韵士曾评说该书“所载不免附会失实有好奇志怪之癖。山川沿革,按之历代史乘,皆无考据。又于开辟新疆之始末,仅就传闻耳食为之演叙,化钟尤多”。④外国人的著述亦有抵牾之处如南怀仁“《坤舆图》误以里海为咸海,又绘黑龙江长五六十度致色楞格河诸水入北海者皆无以容之”。⑤
    清前期有关学者著述的缺陷大致分为三类。其一有些学者的边疆史地知识仅局限于《汉书地理志》范围。如袁枚为乾隆前期地理学家齐昭南写的墓志铭说:“国家疆域恢宏,乌喇、巴哈,俱置侯尉。又新开伊犁,诸臣奉使者辄先诣齐侍郎家问路。公与一册,某堠某驿,应宿何所,需若干娘,数万里外若掌上螺纹,毫忽无讹。或问:‘曾出塞乎?’曰:‘未也’‘然则何由知之’曰:‘不过《汉书地理志》熟耳。’”⑥其二许多学者著述详于塞内而疏于塞外,至于漠北山川地名,往往是一地数名,或虽同一地名而实为异地。然而史籍记载“多未详备”。⑦这主要是著述之人大都为内地学者,于是出现“沙漠之南,且不能有无论漠北也”,⑧甚至有的把乌里雅苏台作为清朝“边境尽处”。⑨其三,国内学者,大都娴于中国而黯于域外。对毗邻于北方的俄罗斯往往仅据传闻或口译资料,作为写作依据以致“洧伪叠出”。⑩《西域闻见录》中有关俄罗斯的记述就有不少道听途说。而对所记山川道里也大都“半涉茫昧”。(11)故尔,张穆撰写《蒙古游牧记》的动因是考虑到清朝建立以来,“内地各行省府厅州县皆有志乘所以辨方纪事,考古镜今”,而蒙古地区则无志乘专书;官修《大清一统志》、《清会典》虽有所涉及,“而卷帙重大,流传匪易,学古之士尚多懵其方隅,疲于考索,此穆《蒙古游牧记》所为作也”。(12)《朔方备乘》一书也是何秋涛考虑到当时在全国范围内,甚至连一部关于俄国的“专书”也没有而发愤撰述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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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髙宗纯皇帝实录》(七),乾隆二十一年《清实录》卷511,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62页。
    ②《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史部地理类》中华书局1993年版。
    ③椿园《西域闻见录序》,见李元春《青照堂丛书》(三编)第16函,道光十五年朝邑刘际清等刻本。
    ④祁韵士:《西陲要略自序》,道光十七年刊本。
    ⑤何秋涛:《辨正瀛环志略■叙》《朔方备乘》卷59,光绪七年畿辅志局刻本。
    ⑥袁枚《原任礼部侍郎齐公墓志铭》,《小仓山房文集》卷25,乾隆五十五年随园刻本。
    ⑦何秋涛:《朔方备乘凡例三十则》,光绪七年畿辅志局刻本。
    ⑧何秋涛:《北徼形势考叙》《朔方备乘》卷11,光绪七年畿辅志局刻本。
    ⑨何秋涛:《辨正檐曝杂记》《朔方备乘》卷57,光绪七年畿辅志局刻本。
    ⑩李鸿章:《朔方备乘叙》见《朔方备乘》卷首光绪七年畿辅志局刻本。
    (11)何秋涛:《辨正西域闻见录》,《朔方备乘》卷56,光绪七年畿辅志局刻本。
    (12)张穆《蒙古游牧记自序》,《盾斋文集》卷,青阳吴氏年刻本。
    (13)黄彭年:《刑部员外郎何君墓表》,《续碑传集》卷宣统二年江楚编译局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