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棹忠夫是日本享有盛誉的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学者，1957年发表《文明的生态史观序说》一文，首次提出“文明的生态史观”（以下简称生态史观）而名声大噪。1964年《中央公论》将该论文列为“创造战后日本的代表性论文”重新予以刊登。[1]（p208）《文明的生态史观》作为单行本也多次再版，影响巨大。日本学术界对该观点评价甚高，称其为“独特发想基础上的世界史观”，是“给予迄今为止的世界史理论以冲击的崭新的世界史理论”，是“战后提出的关于世界史理论的最重要的模式之一”。[2] 日本思想史学者鹫田小弥太在《昭和思想全史》一书中，专门为梅棹忠夫设立了一节，认为生态史观是“对战后诸历史观的总批判”，是“画时期的历史观”。[3]（p328）近年来，生态史观也引起了我国学术界的关注，2001年出版的《世界文明论研究》将该观点作为世界著名的文明论之一收入，从哲学的角度进行了一定的述评。[4]
    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在日本，对被称为“世界史理论创新”的生态史观进行评论的主要是思想文化界，而史学界很少参与。谷泰批评这种情况为“热心于介绍和依据欧美学者历史理论，但无视本国学者挑战性理论的日本学术界学者的本质”，是“专家集团排他主义在起作用”。不过，谷泰也承认，“文明的生态史观”作为一种假说，检证其“立论过程以及该理论在涉及范围内主张的妥当性是十分重要的”，“实际上这还没有充分进行”。[2]
    事实确实如此，到目前为止，无论在日本还是在我国国内，都还没有从历史学的角度系统深入地分析和探讨生态史观，本文力图在这方面做一初步尝试。
    一生态史观的主要内容及其积极意义
    在人类文明演进的漫长历史中，经历过从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从世界范围来看，在这次转变中，曾经最早创造出灿烂农业文明的国家大大落后，西欧脱颖而出，率先步入工业社会；东方的日本又先于亚非拉其他国家走上现代化道路。西欧和日本何以独领风骚？其他国家落后的原因何在？史学家们纷纷加以阐释，莫衷一是。
    “文明的生态史观”就是从生态学的角度考察历史和人类文明的演进，回答上述问题的。
    梅棹忠夫以欧亚大陆作为考察对象，将欧亚大陆划分为第一区域和第二区域。第一区域包括日本和西欧，是实现了现代文明高度发展的地区。其他地区属于第二区域，可以划分为中国世界、印度世界、俄国世界、地中海或伊斯兰世界四大集团。这些世界的结构相同，即都是一个有卫星国包围的大帝国，它们在古代都曾显赫一时，但后来无一例外地衰落了。
    梅棹忠夫用生态环境来解释这种文明演进的差别。他认为，第二区域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而第一区域地处中纬度地区，气候温和，雨量适度，土地生产能力高，但在早期历史中，由于被森林所覆盖，难以产生出高度的文明。所以，第一区域是作为野蛮落后的民族开始自己的历程的，从第二区域引进文明。
    不过，第二区域气候干燥，属于干旱地带，常常受到来自沙漠地带游牧民族的侵袭，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于是，这一区域的历史就表现为破坏与征服交替发生的历史，造成第二区域的落后。相比之下，第一区域地处欧亚大陆的边缘，中亚的暴力破坏没能影响到这里。当暴力临近之际，它已经具备了抵抗的能力。随着技术力量增强到一定程度，这一区域凭借优越的生态条件可以迅速成长为较高程度的文明。
    由于支配社会结构的各自条件特别是生态条件的不同，第一区域和第二区域走上了完全不同的历史道路。第一区域国家的历史最显著的共同点是都经历了封建制、资产阶级革命，又成为拥有高度现代文明的地区。具体而言，在近代，第一区域的经济体制是资本主义，在这些国家里都是资产阶级掌权，而且这种体制是经过革命以后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够掌权，是因为在革命前他们已经具备了很大的势力，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都产生于其封建制内部。第二区域虽然有过辉煌的古代文明，但是那里的封建制没有得到发展，后来建立起的巨大的专制帝国已经远远落后于第一区域，资本主义也没有能够成长起来，以至于那里的大部分地区成为第一区域各国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走上现代化道路。
    生态史观在阐释日本和西欧的文明发展与第二区域不同之外，特别强调日本文明的独特性。梅棹忠夫认为，日本文明是一个完全独立于西方文明之外的、具有独特性质的文明；日本走上现代化道路既不是模仿西方，也不是转向；日本和西欧这两个地区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关联而达到了平行进化。日本的现代化之所以成功，并非完全是由西方文化的影响。他并不否认日本汲取了西方文明，然而他认为，西方文明只是起爆剂，即使没有外部条件，日本内部已经积蓄了足够必要的现代性因素，若沿着自己独自的轨道行进的话，仍然是可以实现现代化的。[5]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生态史观从宏观上勾勒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构建了现代化发展的世界模式，阐释了日本文明在世界中的地位。可以说，它是世界文明论，同时也是日本文化论。
    应该肯定，生态史观的提出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的日本史学界，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占主导地位，认为人类社会是按照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的，擅长运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以及阶级矛盾的理论分析历史演进，但对于其他影响和制约历史发展的因素关注较少，甚至忽略。在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演进的问题上，这一派别一般只限于按照封建生产关系束缚生产力因而被资本主义取代的思路加以解释。对于日本走上现代化道路的问题，通行的观点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学术界曾经有过从自然环境考察民族性格的尝试。例如，志贺重昂撰写的《日本风景论》，歌颂日本的自然之美，说明自然地理环境对日本国民性形成的影响。和辻哲郎在《风土》一书中，用自然地理环境的不同来解释日本、中国等国家国民性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