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是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谈论较多的一个话题。在这一问题上，不论众多学者持何种观点，都不同程度地涉及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这一思想也由此受到高度关注。但是，目前的研究大多关注的是马克思早期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而对马克思19世纪50年代后在剖析资本主义社会过程中所阐发的世界历史思想虽有所涉及，但没有给以应有的重视。要深化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关系的研究，应当充分注意马克思这一时期有关世界历史新的阐述。
    一
    马克思终其一身，始终没有停止对世界历史的探索和研究。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理论研究的主要任务是要跟以前的哲学划清界限，因而对世界历史的研究是和新的哲学探索尤其是唯物史观的科学制定交织在一起的。可以说，离开了他的世界史观，不可能真正理解唯物史观；反过来，离开了唯物史观，也很难准确把握其世界史观。从50年代开始，马克思理论研究的重点开始有了新的转移，这就是不再停留于一般社会历史理论的研究上，而是用刚刚制定的唯物史观来解剖、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为此，从50年代到60年代，马克思将主要的精力花在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分析上，即花在《资本论》的研究、创作上。正是这种研究重点的转移，确定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的基本方向。在这一时期，马克思研究世界历史的主旨，主要是用来剖析资本主义社会，以阐明资本主义的起源、发展及其运动规律。这一时期有关世界历史思想的阐发，都是和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经济现象、经济关系的分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从此意义上又可以说，离开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就不能有对资本主义社会透彻的分析；反之，离开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解剖，也难以正确认识和理解其世界历史思想。马克思在这一时期对于世界历史研究的内容是非常广泛的，研究的视野和思路也是非常开阔的，这从他对政治经济学研究计划的制定以及对《资本论》结构的不断调整上可以看得出来。
    马克思虽然从1843年巴黎时期就开始研究经济学，但真正开始进行独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创作是在50年代后半期。这一研究的最初成果，就是著名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在其《导言》中，马克思首先阐明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而后便根据这些原则拟定了自己未来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第一个计划，认为“应当这样来分篇：（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不过是在上面所阐述的意义上。（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它们的相互关系，城市和乡村。三大社会阶级。它们之间的交换。流通。信用事业（私人信用）。（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来考察。‘非生产’阶级。税。国债。公共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外国移民。（4）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5）世界市场和危机。”[1]（P46）第四、五篇显然是把资本主义作为一个世界体系来考察的。
    1857年11月上旬至中旬，马克思结束了《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货币章”的写作。与此同时，他又重新考虑了自己著作的结构，并在这一章的末尾提出了一个修改的意见，认为“在考察交换价值、货币、价格的这个第一篇里，商品始终表现为现成的东西。……但是，商品世界通过它自身便超出自身的范围，显示出表现为生产关系的经济关系。因此，生产的内部结构构成第二篇。[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上的概括构成第三篇，[生产的]国际关系构成第四篇，世界市场构成末篇；在末篇中，生产以及它的每一个要素都表现为总体，但是同时一切矛盾都展开了。于是，世界市场又构成总体的前提和承担者。于是，危机就是普遍表示超越这个前提，并迫使采取新的历史形式。”[1]（P177-178）
    马克思修改后的这个计划同《导言》中提出的第一个计划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仔细对比也可以发现，这个修改后的计划也有一个明显的特点，这就是对末篇中世界市场的强调和说明。在这里，马克思把生产以及它的每一个要素都纳入到“总体”中来考察，然后再来研究它们之间的内在矛盾；而构成这一总体的前提或承担者，就是世界市场。因为正是世界市场，使世界的经济联系形成为一个整体或总体，每一种经济现象都表现为这一整体中的一个要素，并受整体发展规律的制约。因此，在这样的条件下，危机的出现决不是孤立的现象，而同世界市场直接相关，可以说，这种条件下的危机就是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要克服这种危机，当然要“超越这个前提”，采取新的历史形式。换言之，就是要借助世界市场来消灭世界性的危机。
    1858年，马克思在准备正式出版自己的经济学著作时，又根据他在草稿中的新的研究成果，对书的结构进行了重新编排。同以前的五篇结构不同，这次他把自己的全部著作分为六个分册，即“（1）资本（包括一些绪论性的章节）；（2）地产；（3）雇佣劳动；（4）国家；（5）国际贸易；（6）世界市场。”[2]（P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