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资本主义对待世界经济的双重手法：保护关税与自由贸易
    经济全球化的结果并不是各个国家利益均沾，而是有损有益。这样，资本主义国家在对待经济全球化的问题上，必然会依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态度，并交替使用自由贸易与保护关税两种手法和政策。马克思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在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时，就充分注意到保护关税与自由贸易的实际影响和重要作用，认为在资本主义刚刚脱胎于封建行会束缚，开始进行资本原始积累，进而建立自己的工业基础时，大多数国家一般都倾向于实行保护关税制度。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工场手工业保护的办法主要是：在国内市场上实行保护关税，在殖民地市场上实行垄断，在国外市场上实行差别关税。总的说来，“工场手工业一般离开保护是不行的，因为只要其他国家发生任何最微小的变动都足以使它失去市场而遭到破产。”[9]（P112）
    但是保护关税制度从本质上说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相容的，因而不是其发展的正常条件。相反，“自由贸易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的正常条件。只有实行自由贸易，蒸汽、电力、机器的巨大生产力才能够获得充分的发展”。[10]（P416）资本是天生的自由派，它要排除一切影响自己前进的民族障碍和地方障碍，它要取消一切妨碍它进行生产和交换的关税、捐税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本质上是以自由竞争为基础的，失去了自由竞争、自由贸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命力也就趋于枯竭。
    实际上，无论是实行保护关税制度还是实行自由贸易，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对付世界市场的手法和政策。而对于工人阶级来说，二者的实质和结局是一样的。不过，从历史主义的观点来看，相对于保护关税，自由贸易代表了生产力发展的方向，加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从此意义上说，自由贸易是进步的。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我们赞成自由贸易，因为在实行自由贸易以后，政治经济学的全部规律及其最惊人的矛盾将在更大的范围内，在更广的区域里，在全世界的土地上发生作用；因为所有这些矛盾一旦拧在一起，互相冲突起来，就会引起一场斗争，而这场斗争的结局则将是无产阶级的解放。”[11]（P295-296）
    （6）资本主义的世界图式：中心与外围
    全球化的发展史是一部充满矛盾、冲突的历史。在以往正统的经济自由主义理论中，这种矛盾冲突都被抹煞了，取而代之的是平等自愿、互利互惠的美妙乐曲。这一理论主要以斯密的绝对成本学说和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为代表。
    马克思并没有否定自由贸易的历史进步性，但更多地是用一种历史批判的眼光来看待自由贸易。“在现代的社会条件下，到底什么是自由贸易呢？这就是资本的自由。排除一些仍然阻碍着资本前进的民族障碍，只不过是让资本能充分地自由活动罢了。”[11]（P456）“把世界范围的剥削美其名曰普遍的友爱，这种观念只有资产阶级才想得出来。在任何个别国家内的自由竞争所引起的一切破坏现象，都会在世界市场上以更大的规模再现出来。再没有必要停留在自由贸易的信徒对这个问题所散布的诡辩上”。[11]（P457）马克思认为，李嘉图在比较成本说基础上所引申出来的“双方受益论”，完全掩盖了资本主义国际贸易中强国对弱国、富国对贫国进行剥削和掠夺的事实。由于发达国家比落后国家在生产上有较多的便利，因此它的劳动生产率比落后国家要高得多，从而每个单位商品中耗费掉的个别劳动时间则比落后国家少得多。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向落后国家输出商品，就能够以较少的劳动赚回较多的劳动，即剥削到更多的剩余劳动成为超额利润。
    马克思还通过资本主义起源与发展过程的分析，深刻揭露了自由贸易后面所隐藏的世界性剥削与压迫。马克思用大量的材料证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产生并不完全依赖于自由贸易和自发市场，恰好相反，对殖民地的征服和掠夺在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被掠夺到的大量财富在宗主国转化为资本。通过殖民统治而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必然是不平等的。马克思把这种不平等的体系看作是两极的对立，即世界城市与世界农村的对立，认为资产阶级“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9]（P277）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对立逐渐固定化，整个地球变为一个“中心”与“外围”即宗主国与附属国构成的体系。“机器产品的便宜和交通运输业的变革是夺取国外市场的武器。……大工业国工人的不断‘过剩’，大大促进了国外移民和把外国变成殖民地，变成宗主国的原料产地，例如澳大利亚就变成了羊毛产地。一种和机器生产中心相适应的新的国际分工产生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成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4]（P494-495）对于19世纪末的世界体系，恩格斯也作了这样的描述：“英国是农业世界的大工业中心，是工业太阳，日益增多的生产谷物和棉花的卫星都围着它运转。”[12]（P425）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的世界图式，就是这样一个严重不平衡的格局。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存在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必然扩展为世界范围内宗主国与附属国之间的矛盾。相应地，危机爆发的方式和发生革命的方式也必然会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化。马克思以西欧为例，认为在大陆上，不论危机时期还是繁荣时期都比英国来得晚。最初的过程总是发生在英国，英国是资产阶级世界的缔造者。这样，如果危机首先在大陆上造成革命，那么革命的原因仍然始终出在英国。“在资产阶级机体中，四肢自然要比心脏更早地发生震荡，因为心脏得到补救的可能性要大些。”[9]（P470）正因如此，马克思认为，在英国经济还在繁荣以至整个欧洲大陆经济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情况下，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9]（P470-4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