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日本并非和西欧平行进化
    生态史观用日本和西欧平行进化论来解释日本现代化成功的原因。时至今日，不独梅棹忠夫，日本史学界也有人极力用西欧的模式解释日本历史，主张日本的近世是专制王权时期，元禄文化前后为日本的文艺复兴时代。
    诚如生态史观所说，日本与西欧在自然地理环境方面非常相似，而且只有这两个地区出现了典型的封建制。在德川幕府时期，日本也产生了手工工场等新的生产方式，思想文化领域里古学和国学兴起，提倡复兴古代文化和尊重“人情”，分别主张恢复先秦儒学的本来面目和《古事记》、《日本书纪》以及《万叶集》等日本古典文献中体现的日本固有之道。同时，町人阶层文化得到发展，鼓吹反禁欲主义、金钱本位思想、主情主义，批判身份道德。
    那么在从封建制过渡到资本主义这一过程中，日本与西欧是否是完全相同地平行发展的呢？关于日本是否存在专制王权和文艺复兴，学术界尚有争论，本文也不准备进行讨论，这里只想指出，根据确凿的史实，在表面上的一些相似的背后，日本与西欧有很大的差异。
    首先，我们考察手工工场的情况。众所周知，劳动力、资本和市场是工业发展的前提。在西欧，伴随着手工工场的产生和发展，领主土地所有制解体，农民得到自由，农业人口转化为工业人口成为可能。然而在日本，尽管也出现了地主等新的因素，但是领主土地所有制依然牢固，农民依然被束缚在土地上。特别是幕府采取重农抑商政策，并没有推行像西欧绝对王权时期那样的重商主义政策，严重阻碍了原工业化的进行。
    在西欧，新航路的开辟建立起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国际分工体系，取得了必要的资本和市场，是推动原工业化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外部因素。尽管日本在德川时代以前也出现了向海洋发展的势头，但德川幕府采取锁国政策，打断了从陆地文明向海洋文明的转换。生态史观对此一带而过，未加详谈，显然忽略了这个与西欧的重大差异。因此，日本手工工场的发展水平远不及西欧，而且未能得到继续和深入。在经历了文政、天保（1818-1844）年间的发展高潮后，到了幕府末期，原工业化出现了停止和徘徊的现象，生产形式由集中作坊退化为受包买商支配的家内生产，即包买商制家内生产形式，市场结构由农民商品流通机构和领主商品流通机构并存的二元结构退化到只有领主商品流通机构的一元结构。[10]（p101～113）
    其次，在思想文化方面，西欧文艺复兴和所谓的“日本文艺复兴”的源头不同。欧洲文艺复兴挖掘整理古代希腊、罗马文化，从中吸取对人的赞美和人文主义精神。“在这些理想和看法中特别突出的是乐观主义、世俗主义和个人主义；但是它们中间最重要的是人文主义。就广义而论，人文主义的定义可以说是强调古罗马人和希腊人的著作中的人的价值。这个名词来自西塞罗。他用这个字表示对文科的热爱，或者对任何最能表达人的尊严的学科的热爱”[11]（p119）。日本的古学和国学主张恢复的是古典儒学和日本传统的古代精神。不言而喻，古希腊、罗马文化和东方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日本传统文化有着重大的区别。而且，古学和国学中包含着大量与近代精神完全不相容的内容。例如，国学鼓吹以皇国为中心的天皇至上主义，为抹杀人的个性埋下了伏笔。
    江户时代的町人文化确实与文艺复兴的精神有相通之处。然而，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町人阶层十分软弱，其思想也苍白无力，极不成熟。有学者认为，町人伦理思想是“推动日本由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型和发展的精神原动力”，起到了“侵蚀、冲击、瓦解、毁灭幕藩封建统治，促进日本近代资本主义的生成和发展”的作用，同时也指出它的局限性是“基本停留在了争取‘职分平等’和自己阶级权益的思想斗争水平，未能像西方资产阶级那样主动发动旨在推翻封建政权的革命”，“停留在确保家业繁荣和生活安定的阶段，缺少‘犹太商人那种为了利益而追求利益的贪婪不止的精神’”。[12]（p321）
    不仅如此，在封建统治的抑制和镇压下，町人缺乏斗争的愿望和勇气，町人文化也严重扭曲，人性的解放被引向满足富商巨贾官能的享乐，追求财富的目标也变成了聚财以供游荡挥霍。所谓的“日本文艺复兴”并没有像西欧文艺复兴那样带来革命性的影响。
    再次，在政治方面，日本的政治体制是天皇和将军并存的二元政治。天皇尽管大权旁落，但依然是精神权威和权力源泉。将军的权力来源于天皇，在政治结构中，他是朝廷中“权高盖主”的朝臣，并不是西欧国家封建制时期国王那样的君主。因此，将军也很难像西欧的国王那样成为民族的象征，去推进民族国家的形成。
    这些差异决定了日本和西欧现代化道路的不同。仅仅因为日本和西欧一样存在封建制和原工业化以及有其他某些相似之处，完全不考虑二者的相异，就断定日本和西欧平行进化，无疑是把复杂的历史发展过于简单化。
    在封建制解体问题上，英、法等国的政治体制经过专制王权阶段，建立了民族国家，在资产阶级壮大后又爆发了革命，确立了资产阶级政体。在这个过程中，农民的土地问题基本得到解决。日本却是在明治维新期间，由封建阶级的一部分下级武士领导，推翻了幕府，实现了王政复古，以天皇为核心，建立了民族国家。藩阀长期掌握政权，称为“有司专制”。在自由民权运动的推动下，迟至1890年日本才按照前一年颁布的帝国宪法召开国会，成为形式上的立宪国家。明治政权实施地税改革，废除了领主土地所有制，但确立了地主制，土地问题迟迟没有得到解决。正因为如此，日本史学界多数人认为，明治政权是专制王权。
    在工业化问题上，英、法等国在原工业化基础上，自发地发展到下一个阶段，经过工业革命进入大机器生产。日本直到1878年西南战争结束后，“殖产兴业”政策才得以巩固和展开，标志着自上而下的近代工业化的开始，同时也标志着原工业化时期的结束。“自明治政府确立了‘殖产兴业’的政策推行自上而下的工业化政策之后，逐渐生长出一个近代工业部门。这个近代工业部门不是原工业化发展成熟的结果，而是明治政府引进西方技术，自上而下培植的产物”[13]（p260）。
    由于德川时代没有真正的思想解放运动，所以倒幕运动是以国学和水户学为指导思想的，由此形成了日本的民族主义，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残余，使得整个近代日本虽然出现过启蒙运动、自由民权运动、大正民主运动，但民主自由的人文精神并没有能够像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西欧那样扎下根来，而是专制主义、国家主义、天皇崇拜盛行。
    总之，日本并非像“文明的生态史观”所说的那样，在相同的生态环境下与西欧平行发展。生态史观所说的平行发展只不过是表面的一种相似而已，至于存在于这种表象背后的许多重大差异，却几乎完全被忽略了。正是这些差异，决定了日本与西欧现代化道路的不同，使日本在20世纪上半期成为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策源地的温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