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自然地理环境决定论和文化民族主义的陷阱
    生态史观的理论模式之所以出现上述与史实明显的不符，是有其一定原因的。
    在方法论上，生态史观过分强调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的作用，认为第一区域和第二区域的现代化道路不同取决于生态环境，西欧和日本由于生态环境相同而现代化道路相同。人类社会的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毫无疑问，自然地理环境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如果把生态看做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决定性的甚至惟一的因素，完全不考虑社会因素，显然是一种环境决定论。德国、俄国、中国、日本的历程说明，在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的历史大转变时期，除自然地理环境之外，历史文化背景、人的价值判断和选择乃至机遇所起的作用都是不能忽视的。
    不仅如此，更为重要的是，生态史观带有明显的文化民族主义的色彩。
    日本作为一个弱势文化，在外来强势文化的冲击下，不断寻找和保持自我，确定自身在国际上的位置，一直在自卑、自省、自信、自傲之间徘徊。因此，日本文化论和日本人论十分兴盛，经久不衰，在世界上可谓绝无仅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打碎了日本民族优秀论的迷梦，日本的国际地位也一落千丈。许多日本进步学者追究战争的原因，反思传统文化和明治维新以来的现代化历程，进行了深刻的自我解剖，主张对日本加以彻底改造。这种自我批判对日本人来说是痛苦的，又是必须的，体现了进步知识分子的勇气和良知，其中大部分认识是比较中肯和冷静的。
    随着旧金山和约的签订和经济的恢复发展，日本很快结束了战败国的状态，经济达到并超过了战前水平，从1956年起又进入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重新崛起，使得日本人的自信心大大增强。日本人又开始重新反思自身文化，肯定论明显多于反省论。在这种大背景下，涌现出一批代表性的日本文化论，梅棹忠夫的生态史观就是其中的一个。[14]
    梅棹忠夫在说明提出生态史观的背景时说，在世界上，成为高度文明国的只有日本和西欧的少数国家。“战前经常听到文明国这个词，战后却只说文化国，而不说文明国。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日本战败，把文明国的名字归还了吗？但是，虽然战败了，日本仍然是高度的文明国，在某些方面甚至比战前文明程度还高”。然而，“日本虽然成为文明国，但不是完全模仿西欧的吗？这种说法贯穿于近代化过程中，是一直困扰日本知识分子自尊心的咒语。这个咒语现在还有效力”。[5]（p71～73）
    可见，确定日本是世界上少数文明国的地位，扫除战败以后甚至明治维新以来的自卑，解除咒语，恢复和提高日本人的自尊心，是促使梅棹忠夫提出生态史观的重要动因。因此可以说，生态史观是文化民族主义的产物。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生态史观不仅强调日本不是学习、模仿西方而是与西欧平行进化的，同时还竭力表明日本与亚洲的不同，以至否定日本是亚洲国家。
    在日本，鼓吹脱离亚洲而与欧美为伍的典型代表当属福泽谕吉。他自诩日本经过维新已经成为文明国家，蔑视亚洲邻国，把亚洲邻国称为“恶友”，宣称和它们友好相处、平等地打交道会使日本背上坏名声，因而应该予以拒绝；主张像欧美国家那样侵略亚洲邻国，并美其名曰“文明战胜野蛮”。这种以作为亚洲国家为耻的情感实际上也反映了对欧美的崇拜和自卑，并且一直延续到今天，以至于在许多问题上出现了惟美国马首是瞻、无视亚洲存在的所谓“亚洲不在”的情况。
    我们知道，古代日本处于中华文化圈的影响之下，进入文明社会以后，长期吸收先进的中华文明，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对此，梅棹忠夫并不否认，但他是这样表述的：“当然，我们有时不得不说，日本人从古代起就深深地受到了中华思想的影响，并且其文化背景和中国的文化亦有许多相通之处。但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情形来看，由于两国之间的社会体制和形态不同，文明的构造模式也是颇为相异的。”[1] 从字里行间，我们不难看出一种十分勉强的态度，而且他的最终落脚点还是强调日本与亚洲相比的特殊性。
    在进入工业社会以后，日本仍然和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有切不断的密切的文化联系。针对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孕育资本主义精神的观点，有人把日本、韩国等国的现代化称为儒家资本主义。这一观点是否妥当姑且不论，至少它反映了中华文明在东亚许多国家现代化进程中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即使在自然生态环境方面，日本也有一些学者从日本和亚洲邻国的相似之处进行研究，成就斐然。例如，照叶树林文化论认为，照叶树林分布在尼泊尔、喜马拉雅高度1500米到2500米的地区，并从那里经过不丹、缅甸等东南亚北部山区、云南高原伸延到中国江南的山地，越海到达朝鲜南部和日本。在这些地区，形成了共同的照叶树林文化。[15]
    诚然，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确有许多不同之处，但问题的关键是，只强调不同而否认相同的一面，不是科学的态度。然而，生态史观置日本与亚洲的共同点于不顾，片面强调“理解日本文明性质的关键是把日本当作另一个欧洲来看”[1]（p31），“欧洲一词是由过去的西方人类历史而铸成的概念，而亚洲则不是。所谓亚洲一词不过是对欧亚大陆的欧洲以外地域随意而起的概念而已，不是同伊朗、越南、日本等国商量了之后而下的定义”。所以，生态史观主张，“日本可以拒绝承认自己是亚洲的一员”，“在遥远的远东地区有另一个欧洲存在”。[1]（p39～40）。
    这些论述使我们很容易联想到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如果把生态史观称为“文化上的脱亚入欧论”，也许是恰当的吧。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都以自己的文化为自豪，我们并不一概排斥文化民族主义。但是，出于文化民族主义，违背史实，把本民族的文化拔高到不恰当的地位，则是我们不能赞成的。不能正确地自我认识和自我评价，容易走向极端民族主义。
    撰写臭名昭著的《新历史教科书》的右翼学者西尾干二就是这样。在日本史学界，不少学者认为明治维新前日本的发展水平落后于中国，经济进步没有达到先于中国发生社会革命的程度，日本是学习西方的赶超型现代化。对这些严谨的学术观点，西尾大加指责，攻击日本的西洋史学者和东洋史学者是西洋中心论和中国中心论，是事大主义和盲从势威的奴隶根性，鼓吹日本人的历史观应该是从日本看世界史。在西尾那里，这种从日本看的世界史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日本不是欧洲，也不是中国，而是与它们所属的欧亚大陆对峙独立的另一个体系的固有文明，1750年以后的日本是蕴涵着大量的准备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要素的先进的社会。[16] 联系西尾干二的一贯言论，他的历史观是通过尽量选择表明日本先进优秀的史实，忽略和否定日本历史上存在过落后甚至反动的一面，达到宣扬日本民族优秀论、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目的。这样的历史观不是科学，而是极端民族主义，需要我们警惕和批判。正如真理再跨出一步就成为谬误一样，过度的文化民族主义会倒向极端民族主义。